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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最近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張丹紅事件”，林娜(化名)的反應不像“萍聚社區(qū)”的華人網友那樣激烈，除了通過網絡了解相關信息外，她并沒有參與網友的討論。“德國大多數(shù)媒體就是這樣，指望他們對中國說好話是不可能的。”

　　“張丹紅事件”其實只是“中國聲音”遭遇歐洲輿論界“銷音”的典型案例之一。

　　林娜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她還看到有一家德國人窗戶外掛著“藏獨”的雪山獅子旗。“那都是媒體的功勞，好像支持‘藏獨’就是在捍衛(wèi)人權似的。”而在國內曾到過西藏旅游的林娜卻記得，當年離開貢嘎機場前她還喝了陌生藏族同胞遞給她的酥油茶，“事實遠不是德國媒體宣傳的那樣”。

　　中國留學生遭遇“媒體圍剿”

　　但身在德國，林娜卻不得不每天生活在關于中國報道的謊言與煽動之中。今年3月西藏發(fā)生的那場風波過后，切身的體會更是讓她終生難忘。

　　“一次乘公交車，看到我的東方面孔后，一個德國婦女就拿著刊登西藏暴力事件的報紙沖著我吼。”那一次，林娜和這個女人展開了辯論，告訴她那不是事實，但對方就是聽不進去，一直到下車后，這場爭論才宣告結束。

　　與林娜相比，已在法國留學6年的李洹則是主動出擊。“他們總是說中國沒有人權，但我們只看到國內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們這么說顯然沒道理。”李洹就開始主動給法國媒體、議員，甚至包括一些研究機構寫信，向他們講述自己見到的真實的中國。這種努力終于收到了反饋，法國電視二臺邀請他到節(jié)目中去辯論。

　　那是3月29日，一個戴著眼鏡的中國人出現(xiàn)在法國電視二臺。“我就跟他們說，新聞到底要遵守什么樣的職業(yè)道德，需要客觀公正地去驗證你的信息，你的評論要客觀中肯，這是基本的職業(yè)道德。”李洹對《國際先驅導報》回憶道，當時他沒直接提西藏問題，而是質問那個法國駐華記者到底看到了什么？“無辜人在被另外一些人打和殺，你為什么不說是暴力而說是和平示威，你給我看一眼照片或視頻，所謂的血腥鎮(zhèn)壓，你給我看看。那個記者當時坐立不安，只說‘我們有可靠信息’。我說你的可靠信息是誰提供的？你不能找個敵人來說，那根本不是中立的客觀的說法。”

　　“張丹紅事件”發(fā)生后，一名在德中國留學生更是極度失望。“我很替張丹紅不平，更為中國受到德國如此對待而憤怒。”另一個留學生則在論壇里寫道：“看看吧，接下來就該是‘德國之聲’說張丹紅并沒有真正停職務只是調動崗位，然后威逼利誘她寫個聲明說她很好，然后就開始炒作中國方面怎樣挑撥離間宣揚民族主義，中國人多么極端可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網友發(fā)表上述評論不久，“德國之聲”就在中文網站上發(fā)表了“聲明”，否認張丹紅“被解職”。

　　筆下離不開“中國陰暗面”

　　當張丹紅因在德國電視二臺的“脫口秀”節(jié)目中的言論遭遇德媒集體發(fā)難時，德國《柏林晨報》的一名記者正在向本報駐德國記者了解北京的情況，他將到北京報道奧運會。

　　“我在德國議會碰到他，他就問到在北京租房子的問題。”吳黎明介紹說，這個記者后來到了中國，除正常的報道外，還在《柏林晨報》上寫“記者手記”類的隨筆。其中他多次提到沒想到中國人這么熱情，剛認識的中國朋友有的請他參加婚禮，還有的請他吃飯，幫他找“鳥巢”附近的房子。“西方強調個人主義，他根本沒想到中國社會這么富有人情味。”一個德國專家在奧運會前也告訴吳黎明，奧運會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可以讓西方媒體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但他們顯然太過于樂觀了。《柏林晨報》的記者雖然開始寫的文章特別正面，但一涉及到政治問題、人權問題，調子立刻就變回了原有的軌道。“他們在奧運報道的時候就是這樣，只要稍微發(fā)現(xiàn)中國的一些‘問題’，就馬上開始轉而揭露所謂‘陰暗面’。”吳黎明說。

　　德國媒體的表現(xiàn)也印證了吳黎明的判斷。在轉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德國電視一臺的解說員就攻擊北京奧運會是政治秀，稱在華麗的幕后掩藏的是對藏人的“血腥鎮(zhèn)壓”。本報駐德國記者時翔還注意到，惹出“張丹紅事件”風波的德國電視二臺，更是在一檔奧運節(jié)目中攻擊中國體操女運動員是“黃色的羊”(在德文中“羊”是罵人的話)，無端指責中國運動員虛報年齡。

　　“我寫成這樣已經不容易了”

　　其實，一些西方記者對自己在報道中國時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

　　今年5月15日，達賴喇嘛開始了對德國為期6天的訪問。本報記者吳黎明也在當天到了達賴在波鴻新聞發(fā)布會的現(xiàn)場，并現(xiàn)場提了一個問題，直接導致達賴從氣急敗壞到低聲狡辯的轉變。

　　當時吳黎明向達賴提問的原話是：“你老是說不尋求西藏獨立，只尋求真正自治。但是，我有一個問題，不久前你派往中國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是你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我從網上查了‘藏青會’的網站，發(fā)現(xiàn)甲日·洛迪是藏青會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藏青會’網站明確寫明其宗旨之一是‘不惜犧牲個人生命為西藏的完全獨立而奮斗’。你派了一個‘為西藏獨立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人去談判，這是否與你‘不尋求西藏獨立’的說法相矛盾？第二，你說的西藏自治是指你們提出的‘大藏區(qū)’還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區(qū)？”(相關報道見本報5月19日報道)

　　那場發(fā)布會后，眾多記者蜂擁過來采訪吳黎明，并在隨后發(fā)表了一些報道。“大部分德國媒體當時的報道都比較正面。”而其中德文版《金融時報》記者的電子郵件，更是讓吳黎明印象深刻。“他的原話大概是說，‘你知道，我能寫成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話外音就是，按照他所在媒體的價值觀念和他個人對西藏問題的理解，實事求是地客觀報道中國記者與達賴的爭論其實已超出底線。”

　　對于達賴本人，長期跟蹤西藏問題報道的吳黎明表示，他非常善于應對媒體。最重要的是，他在西方媒體和中文媒體面前往往是兩套說辭，“見什么人說什么話”。

　　不懂中文的“中國問題專家”

　　從2003年到布魯塞爾常駐，到現(xiàn)在在德國工作，迄今已經5年的駐外經歷，讓吳黎明有更多的機會審視西方媒體的對華報道。

　　“我覺得西方的媒體環(huán)境一直就是這樣，對中國報道來說，他們就是站在西方的核心價值觀念上看中國。”吳黎明表示，由于很多媒體根本不了解中國，這導致媒體和讀者都是通過駐華記者的文章來了解中國，而這些記者寫的文章能夠發(fā)表出來也要得到編輯部的審核，“因為他們對中國和亞洲畢竟是有偏見的”。

　　2005年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后，時任外長的李肇星到訪歐盟，當時歐洲關于《反分裂國家法》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在門口等候采訪的時候，吳黎明與法新社和路透社的記者有了一段短暫聊天。

　　“我就問他們，你們說《反分裂國家法》就是‘動武法’，你們到底看沒看過《反分裂國家法》原文？他們說沒看。我說沒看怎么有資格寫長篇大論呢？他們說沒時間看，得出的結論都是根據北京的同事發(fā)回的內容來闡述的。”這段對話讓吳黎明非常感慨，“從西方記者涉華報道的素質來說，很多人壓根是不稱職的，首先是就知道跟風。當然還有價值觀念的問題，他們有自己的考慮。”

　　不只是報道中國的西方記者，包括一些自稱的中國問題專家，也多半對中國的了解一知半解。到德國工作后，吳黎明接觸的多是學者的圈子，這些人屬于歐洲的精英階層。“你和他談，他們雖然有的是研究中國的專家，但是他們的看法是非常過時的，不能把握中國的發(fā)展脈搏。”這些人很多不會講中文，研究資料全部是來自當?shù)孛襟w的二手資料，最后得出的成果可想而知。

　　就這樣，或是出于對中國的偏見，或是出于無知，或是出于所謂“政治正確”，歐洲媒體頻頻拒絕傾聽“中國聲音”。“不過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因為美國人比歐洲人要更了解中國，他們之間的合作更多了。”當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海外站出來，發(fā)出越來越多的中國聲音，也讓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了解到真實的中國真相。(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