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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之聲”的華人記者張丹紅的職務變動，正在中德輿論界鬧得滿城風雨。因為“政治不正確”而遭遇“停職”，繼而又被老東家更正為“暫停播音”。接下來“德國之聲”的“調查”該如何演變，人們正拭目以待。

　　在歐洲部分媒體“反華”的背景下，很多中國記者和留學生，都在力所能及地向歐洲人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

　　“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因“親華言論”被停職一事傳到鄰國首都巴黎時，上海《文匯報》常駐巴黎記者鄭若麟有些驚訝。此前的8月26日，他剛剛撰寫了一篇題為《奧運落幕，中國重新成為攻擊目標》的博客。但他沒有想到，德國媒體會以“停職”的少見方式，這么快、這么直接地表達出對“中國聲音”的不滿和忌諱。

　　盡管有點意外，但有著近二十年駐外記者生涯的鄭若麟，對西方媒體一貫秉持的“中國偏見”卻早已司空見慣。在今年西藏“3·14”事件后，鄭若麟頻繁地出現在法國電視臺的各類辯論節目中，為“中國真相”大聲疾呼。在海外華人眼中中，這位常常“以一對四”、“不時被主持人打斷”的中國辯手已然成為了法國人認識中國的一個符號。

　　歪曲報道蒙蔽法國人

　　1990年，鄭若麟開始駐巴黎采訪。他從20歲時學習法語，在他的父親，著名文學翻譯家鄭永慧先生的影響下，對這個推崇“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非常向往。但真正身臨其境后，鄭若麟發現，法國人其實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朋友并不友好。

　　“他們總是表現出一種傲慢。”鄭若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水平尚不發達，于是中國記者并不受法國人尊敬，自己的采訪就經常遭遇“閉門羹”。

　　十年后，當鄭若麟二度被派駐巴黎時，采訪環境大大改善，有時甚至是“法國的部長自己找上門來要求采訪”。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快速發展也開始讓西方感受到“威脅”。

　　鄭若麟看到，當包括法、德在內的歐元區面臨經濟、政治和社會種種困難之前，主流輿論往往認為它們的體制是“最不壞”的。“然而，當中國連續數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使西方對自己的自信逐漸產生了懷疑。這對西方主流思潮來說，是極具震撼的。”鄭若麟說，當西方無法從經濟上指責中國的發展時，媒體便擺出了“道德教訓者”的姿態，打著“民主”、“人權”等旗號，對中國橫加指責。

　　鄭若麟表示，在西方媒體眼中，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始終是“政治不正確”的范疇。而時至今日，雖然法國人對中國一直興趣盎然，但西方媒體的報道往往令法國大眾無法真正了解中國。

　　不過，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鄭若麟一直沒有放棄尋找機會。他用法語在一些法國報刊和網站上撰寫有關法國大選和政治的評論文章，其新穎的觀點和精確的判斷首先讓法國同行們注意到了這位見解獨到的中國媒體人。

　　“我要講出真相”

　　2008年3月19日，法國電視五臺國際頻道主編茜爾維·布蕾邦邀請鄭若麟參加23日一個類似時事辯論會的《報亭》節目，布蕾邦事先提醒鄭若麟：“這次你要小心了：我們要談拉薩騷亂，要談日漸叫響起來的抵制奧運的建議。”

　　鄭若麟深知，按照法媒“談中國必然負面”的傳統，自己上節目一定是被當作“靶子”，一旦發表支持中國的言論便被“千夫所指”。但是，自3月14日西藏發生“打砸搶燒”暴力事件以來，明明是“無辜群眾在拉薩騷亂中被極少數暴徒殘殺的事實”，卻在法國媒體上變成了“中國軍隊殘酷鎮壓”，而達賴喇嘛更一躍變成了在中國受到迫害的“圣人”。鄭若麟咽不下心中這口氣，他想，一定要將“拉薩真相說出來”，擦亮法國民眾的眼睛。

　　于是，在一個小時的直播節目中，鄭若麟“以一敵四”，接受其他記者的輪番“圍剿”。對“中國軍隊鎮壓藏民”的指責，鄭若麟義正辭嚴地駁斥：“這是漢人遭到少數犯罪分子的殘害！為什么不公布法國游客奧雷利在博客里詳述的3·14目擊記？”盡管屢次被主持人打斷，但鄭若麟堅持著將“暴亂者殺害平民”的真相陳述出來。“我堅信，全球電視觀眾未必都是‘政治正確’的信奉者。”他在節目中這樣說道。

　　節目做完后，《報亭》主編向鄭若麟轉發了來自加拿大電視觀眾的電郵：“今日‘報亭’節目甚佳……贊賞那位中國記者。”“他以他的方式向我們證實了，如果我們想真正做到客觀公正的話，我們必須在對任何事務提出批評之前，首先要深入了解相關事務，理解在一種文化背景下發生的事件的所有細節……”

　　之后，鄭若麟又陸續參加了《巴黎無圣火》等多次電視辯論節目。在辯論現場，他利用有限的時間，言辭犀利地痛斥“藏獨”分子在海外襲擊火炬手的罪行和西方媒體的對華歪曲報道。“你拿得出證據嗎？”鄭若麟經常令信口說白話的對手啞口無言。

　　鄭若麟在法國電視臺上的精彩表現，受到了法國華人與留學生的熱捧。幾次辯論下來，鄭若麟都能從網上看到他的發言全文。很多華人致電感謝鄭若麟：“你為我們出了一口惡氣。”4月27日，鄭若麟再次參加《報亭》節目時，收獲了一個出乎意料的“驚喜”。節目中的4位外國記者都支持中國辦好奧運，并對部分西方國家借西藏問題攻擊中國非常不以為然。后來，這些記者私下告訴鄭若麟，他們多次看他的節目，正是通過鄭若麟的觀點，他們才發現了事實真相。

　　“張丹紅不會是最后一個”

　　越來越多的法國友人及同行的支持，讓鄭若麟備感欣慰。不過，在他看來，要想使西方媒體客觀公正地報道中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鄭若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在西方，新聞自由除了受法律限制外，還受到另一道紅線的規避，即“看不見的‘政治正確主義’”。“比如，達賴在法國就被劃入了‘政治正確’的紅線之上。于是，對達賴的報道就只能以‘正面’為主。達賴到法國遭到抗議示威的新聞，在法國主流媒體上不見一字。”鄭若麟說。

　　他認為，德國媒體如果僅僅是長期對華偏見的話，應該歡迎張紅丹的“糾偏”之舉。而“停職風波”恰恰說明，客觀報道中國在法、德等一些歐洲國家已經變成“政治不正確”的范疇，因此，誰客觀地報道中國，就有可能遭到壓力，甚至被封殺。他說：“張丹紅并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在鄭若麟眼中，法國媒體之所以邀請他參加辯論節目，不意味著法國輿論已經從總體上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相反，他們只是需要有不同的聲音，來使他們對中國的報道顯得‘客觀、全面’。”鄭若麟說。

　　“我和其他出現在法國電視臺的中國人僅僅起了有限的作用。”鄭若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但我們的觀點卻在影響著一部分人。一個特別需要強調的現象是，看過我節目的法國人，很多都支持我的觀點。我想，這就是改變。”(鄧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