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漸漸步入一個癲狂的世界。患病的原因更是撲朔迷離。

　　他當初為什么要來日本呢？他的回答非常簡單：“人家都去了，我也要去；人家都賺了錢，我也要去賺錢。”這樣，他來到日本后，只到學校念了3個星期的日語，然后便全身心投入打工了。

　　開始，他在六本木的“扒金宮”(又稱“彈子房”)店打早工。后來，一位朋友離開東京去神戶打工，他便頂替朋友到飯店打晚工。每天起早貪黑地打工，首要的目的是償還出國時欠下的100多萬日元的債務。當債務漸漸還清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不能夠繼續忍受飯店老板的“冷漠”了，便把晚上飯店的洗碗工給辭退了。

　　多余下來一些時間，他就找朋友搓麻將。也巧，當年在上海工廠一個車間內工作的另外兩個同事也來日本了。“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他們也確實是相互幫助了一番。不過，他的朋友很快發現，總是悶悶不樂的他，有一段時間非常神氣，大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勁頭，說出話來也不尋常，“工作不好不要著急，過些日子我替你介紹”；“現在東京住房就是難找，再等些日子我幫你找”。看著他滿有把握的樣子，他的朋友便一邊喝酒，一邊刨根問底地追問他哪來的這么大“后勁”。他“黃湯子”一灌，招出了實話，原來他在與“扒金宮”老板的女兒談戀愛。

　　中國人到日本來，在讀書、打工之余，如果再能夠得到異國異性的愛情，也可以說是“錦上添花”了。然而，他的好景似乎不長，回家后又常常陷于悶悶不樂之中。這次，朋友們再灌“黃湯子”，才知道他失戀了，并且卷入了店內的糾紛。

　　一天，他對同住一室的朋友說：“今天，我出門后，警察來給我送吃的，還都是我喜歡吃的。警察還在屋頂安裝了竊聽器。我也不怕，就對著竊聽器說，這家‘扒金宮’里從店長到跑腿的，人人都在搞錢。不過，我可沒有拿錢呵!我說得口渴了，就對竊聽器說：‘我下去買罐飲料，回來再跟你說。’下去后一看，警察騎著摩托車剛走，給自動販賣機里都換了新飲料。這個販賣機下面賣飲料，上面還賣香煙呢!”聽完這番話，他的朋友感覺不對勁，直問他“腦子是不是出了毛病?”不過，誰也沒有當真，誰也沒有會料到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入癲狂的世界。

　　幾天后。池袋警察署給他一位正在打工的朋友去了電話，說他在60層的“太陽城”轉來轉去，影響對方的營業，被帶到警察署了。警察從他身上找出一個小本，按照本子上的地址找到了他的朋友。他的這位朋友只好放下手頭的工作，到警察署去領他。

　　情況繼續惡化。他不打工了，整天拿著一罐“烏龍茶”在外面遛遛逛逛。最喜歡去的還是“太陽城”60層的展望臺，而且每次去都是那個固定的位置。只要發現那里有男女戀人，他就要把人家轟開。說“這是我們過去坐的位子”。這樣一來，展望臺的經營者就去找警察，警察就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要從打工的地方趕來后再把他帶走。有時，他硬是不肯走，坐著電梯上下來回跑。他的朋友不能總追他，便站在售票處門前等待，看見他坐電梯下來又要進去的時候，就給他花600日元買一張門票。售票人見此情景感動了，索性“免費”讓他上上下下。

　　除去“太陽城”以外，他還愛到一家理發店門前去站站。恰巧，他早年謝頂，長著一個“需要地方支持中央”的頭型。這樣的人氣哼哼地站在理發店門前自言自語，過往行人都覺得店里發生了什么事情，客人也自然不敢光顧。理發店老板只好給警察打電話。

　　警察把他從理發店門前轟走后，他轉幾個彎，又進了一家飯館。進去后把在坐的客人都趕走，說自己要包桌。客人都走后，他用中國話向店長點菜。氣得鼻子冒煙的店長也只好找警察。

　　終于，在年底的12月25日，警察根據他的病態、根據他朋友的請求、根據日本的《精神病法》，把他強制送進了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