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6日電 他離開了日本，帶著一廂情愿的單相思，帶著未能痊愈的病情，離開了企望成為新的生存空間的扶桑熱土。這種始料未及的結果不能不說是一個跌宕有致的悲劇。日本新華僑報網26日刊文講述了一位上海男子是如何走進日本精神病院的故事。文章如下：

　　聽說，他被警察強制送進了醫院，送進了這位于世田谷區八幡山的東京都內最大的一家都立精神病院——松澤病院。

　　又聽說，他迫切要求出院，想在春節前回國，和父母、妹妹過一個團圓年。但是，他周圍的朋友大多是“潛伏”下來的“黑”戶口，無法“出頭”和有關方面交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我得到了這樣一個“信息”，還需要做出“反饋”。

　　●這是一個抑制癲狂的地方。我在采訪時感覺到，人如果長期生活在這里，會漸漸變得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常。

　　1月13日，我和他的一位朋友約定上午10點鐘在京王線八幡山車站見面后一起去醫院。結果，等到10點45分，他的這位朋友才睡眼惺松、滿臉倦容地趕來。此君每天夜里打工，早上5點鐘下班。每天上午的10點鐘，都是他睡得正熟的時候。今天，為了朋友，他犧牲了自己的睡眠時間。沒有想到，在車上還是抵擋不住睡魔的襲擊，一下坐到終點站去了。穿過一個又一個迷魂陣般的院落，我們來到“A14病棟”門前。按響電鈴后，只見從里面出來一位護士，打開一道鐵柵欄門，又打開一道鐵柵欄門。她讓我們換鞋、簽字、進屋，自己又在匆匆忙忙地鎖門。顯然，她是擔心病人跑出去。

　　只見，十幾個病人正在大廳里活動。初到乍看，個個都是悠哉閑散，有的在看報，有的在看電視，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室內散步。他呢，看見我們后也立即走了過來，臉上略帶木訥的神態，講話還有點嗑嗑巴巴。當我們和他坐下來后，他馬上拿出一包七星牌香煙，又伸手要打火機。進門時醫生已經囑咐我們：“不能給病人打火機。”于是，我們只好輪流給他點煙。

　　誰料，我們剛剛坐定，一位女患者也湊著坐了過來。她聽見我們講中文后，臉上猝然泛起痛苦的表情，用日語問：“你們是中國人吧？你們要告訴我：這里是日本嗎？怎樣辦到日本旅游的手續？”我只好客客氣氣地請她走開。據說，她8年前來自中國的廣西，因為婚姻的不幸而住進了醫院。不一會兒，又過來一位女患者，她用責怪的口吻說：“你們的桌子太臟了，太臟了。”說罷，大動作地又是擦桌子，又是倒煙灰缸，著實忙乎了一番。等到她搞完衛生，我們剛要進入談話的正題的時候，又有一位女性患者走過來，磨磨唧唧地問：“你是單身漢嗎？請你把住所和電話號碼寫給我！”接著，拿出了一張紙。旁邊一位女患者見此情景，用中國話大聲告訴我：“別理他，她是神經病。”說完，硬是把她叫走了。

　　究竟誰有神經病，我已經有點搞不清楚了，但有一點，我搞清楚了，日本的精神病醫院內也實現了“國際化”。認真比較起來，他呢，還算是好的，能夠清楚地記著自己兩張銀行現金卡片的密碼，讓朋友幫助他提取出來；說自己已經在這里過了新年，無論如何都想回中國過“虎年”；還說回國之前想到外面去買點送給親屬的禮物。

　　正在我們交談的時候，病房內突然傳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聲，只見數名醫生、護士像消防隊員一般迅速地沖了進去。剛才還有說有笑的他，也被喊聲嚇得說不出話來，只見下嘴唇在輕微地抖動著。不一會兒，病房內恢復了平靜，醫生和護士也都氣喘噓噓地走了出來。當時，我的感覺是，在這個顛狂的世界里，沒有病的人也會患病；有病的人也難以養病。

　　好不容易等來了他的主治醫生李益煥。韓國籍的李醫生聽完情況后說：“根據目前的治療來看，他可以出院了。但是由于他是超期滯在者，又是按照日本精神病法被警方強制送入醫院的，所以他即使是出院，也不能返回日本社會了。我們要和東京入國管理局聯系，等他們派人來辦理手續。”

　　但是，辦手續需要時間。問題在于怎樣爭取時間脫離這個顛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