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糕粉店賣點心，最大的尷尬出在語言上。東張西望的洋游客，為了體驗美國本土的中國風情，不但要買蝦餃和燒賣，澆上逾量的老抽，低頭大口吃下，還愛向售貨員問漁人碼頭怎么走、纜車在哪里搭。

　　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她們一律抓瞎，要么時髦地聳聳早年被柴擔壓得僵硬的肩膀，要么跑進廚房把老板娘請出來應對。

　　第一代移民的首道難關永遠是語言。她們只有小學或者中學程度，從鄉(xiāng)村直接進入異國的都市，比來自大城市或受過高等教育的同胞，要面對更多尖銳的文化沖突。

　　有趣的是，她們在舊金山的“姻親柏文”(由車庫改建的非法附加住宅單位)或廉價客棧單人房里定居，卻沒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因在于，她們的生存狀態(tài)，基本上和中國的80年代以前沒有大的差異：她們?yōu)橹\生而奔忙，站8個小時柜臺，再搭兩三個小時乘巴士來回，做飯、接送孩子，晚間一個小時的中文電視新聞，最享受的是臨睡前一家子看一集韓國電視劇，被女主角感動得鼻涕一把淚一把，狠狠捶幾拳嘲笑她的老公，才眼睛紅紅地鉆進被窩。一天就這般飽滿而平淡地過去。

　　她們受惠于蒙昧，得益于知足，憂郁癥是衣食豐足、有房有車的老移民才有資格生的富貴病，暫時和她們無緣。她們目前有的，是吟哦“洵此美而非吾土兮”的博士后們所缺乏的精神優(yōu)勢。

　　不能說她們沒心沒肺，她們不懂“鄉(xiāng)愁”這文縐縐的字眼，但對故土的懷戀，對家鄉(xiāng)的熱愛，卻不在任何人之下。

　　對半個世紀前，老金山“掉轉船頭百算百”的理想，她們是堅定的繼承人。她們和家人回到故鄉(xiāng)，在村頭點的鞭炮，是要用長篙伸到屋檐上，和炊煙爭長短的；她們在村頭或小鎮(zhèn)餐館擺的酒席，不但要堂皇，而且要在門口寫上“XX宴客”的標語。“衣錦還鄉(xiāng)”，在老家賺足面子，不丟祖宗的臉，是她們美國夢的核心。

　　我提著粉紅色購物袋，站在糕粉店門外，一邊等候巴士，一邊有滋有味地隔著玻璃櫥窗看里頭賣糕點的女鄉(xiāng)親。伙計們正在開午飯，熱氣騰騰的四大碟擺在玻璃柜面上：咸菜蒸豬肉、涼瓜炒牛肉、咸魚、炒白菜，售貨員和廚工們魚貫而來，各自往手頭的海碗挾菜。顧客來了，其中一位放下碗，用手抹抹嘴巴，帶著油光閃閃的笑臉去迎客。

　　在小圓桌前吃皮蛋粥的客人和她們是老熟人，一起說說笑笑。這種情景，放到檔次稍高的外賣店，是絕對辦不到的，雇員和顧客一起用餐，成何體統(tǒng)？可是，在這里，顯得這般自然。

　　我想起故土鄉(xiāng)村的紅白大事，在鍋臺前，在廳堂里，嬸母們也是這樣聚集的。

　　更與之相近的場面是“做糍”：一家有喜事，如嫁女、娶媳婦、“攬生日”(為長輩的生日送賀禮)、“做節(jié)”(為節(jié)日作準備)，多位巷子相鄰的嫂嫂，被請進家來做煎堆，在案上把米粉和熱水揉好，搓成里面空心的一小坨，以嘴吹氣，再放進油鍋炸。整個操作過程，最能體現(xiàn)鄉(xiāng)村女子的美德：勤快、合作、爽朗。想不到，這一類童年景象，在唐人街的糕粉店再現(xiàn)。我怎能不激動？

　　剛才甜甜地叫我兩聲“靚仔”的年輕嫂子，把筷子伸向遠處，挾起一只和她的桃腮比美的紅蝦仁，放進嘴里，一邊咀嚼一邊和吃腸粉的“熟客仔”說話，興致高起來，咯咯大笑。全店的人都附和著笑。那是在鄉(xiāng)村夏夜乘涼時特有的景致，充滿默契、友愛和幽默。

　　蒸籠的水汽繚繞著店員的圍裙和或長或短的黑發(fā)，這一剎那，我被感動了，被震撼了。比之曬菜干、扛大米和陪女兒上學等讓我難以忘懷的片斷，這一景象更具展現(xiàn)本質的意義。

　　不是嗎？我的女鄉(xiāng)親就憑著要么天賜要么成于后天的樂觀，一代代地活過來，一程程地挺過來。

　　30多年前的春荒中，我親眼看到，她們每一頓都只吃像水一般的稀粥加豆角葉。出勤賺大寨式工分時，依舊嘻嘻哈哈，沒當一回事。如今，溫飽不成問題就夠了，她們仗著樂觀——這品格是土地所賦予的，所以具有不可摧毀的厚重；是村溪所造就的，所以具有隨物賦形的靈活；她們笑呵呵地迎著或者繞開屈詰聱牙的“陰溝流水”(英語的音譯)，迎著或者繞開信用卡、駕駛執(zhí)照、入籍考試，迎著或者繞開鄉(xiāng)愁走去，挽著家庭、孩子，以及不講情面的歲月。

　　(摘自美國《僑報》；文/劉荒田（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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