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4日電　據加拿大《星星生活》報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入第三十個年頭，作為國家歷史的回顧，可以用一連串的數字表達出這些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但在普通人當中則是完全不相同的經歷。對于近年來移居海外的華人來說，他們可被認為是改革開放最直接的受益者。這些人大多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命運，通過出國變換自己的人生軌跡。該報采訪了幾位華人，希望可以從華人的角度反映出改革開放的一些側面。

　　改革開放帶來人生的新機遇

　　周松年是加拿大平臺公司(Platform Computing Inc.)的CEO。他說，正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他的人生，特別是鄧小平的“二拍”，即鄧小平1977年拍板決定恢復高考，和1978年拍板外派成千上萬人員出國。

　　1977年，他成為恢復高考后首屆大學生。1980年，他又通過校際合作留學美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邁出國門的中國公派大學生之一。之后，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深造，相繼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92年，周松年與他人合作在多倫多成立高科技公司。

　　“如果沒有這些改變，我可能還在工廠。”周松年說。但事實上，他曾經工作過的那間國營企業已經關門倒閉。

　　鞠文濤是多倫多一家電訊市場營銷公司CanJu Marketing Solutions的總裁。他的父母早年被下放去農村學校教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他可能會與同齡人一樣，至今仍留在農村。

　　高考重繪了鞠文濤的人生之路，后來他讀研究生，當教師，之后再出國，都與高考那關鍵的一步分不開。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他能夠順利移民加拿大，并能在新的國度迎接挑戰，走上創業之路。他說，“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近年來，鞠文濤多次往返中加兩地，深切感受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說，中國經濟的騰飛，尖端科技的發展有目共睹，還有城市面貌的改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明顯。此外，人們在精神和思想觀念上的變化也很大并且非常超前。他說，這些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

　　土插隊和洋插隊的苦樂

　　在出國大潮中，有不少人經歷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對土插隊和洋插隊有深切的感受。

　　于首三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研究生。文革期間，他響應號召上山下鄉，1971年被煤礦招工。“當時自己是一線礦工，在掌子頭打眼，每天與死神相伴。”兩年后，他被推薦上大學，之后進入研究所工作。1987年以訪問學者身份赴英國深造，后在愛爾蘭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加拿大中國專業人士協會理事。

　　他說，鄧小平順應時代潮流，實行改革開放，這是中國必須走的。三十年給帶給中國的變化是巨大的，個人的理想和價值也得到充分的發揮。改革開放讓他走出國門。

　　目前居住于多倫多的潘兆鴻是景德鎮潘氏陶瓷世家的第四代傳人，也是《陶瓷300問》的作者。他自嘲道，從紅衛兵、上山下鄉、工農兵上大學，到出國潮和移民潮，他幾乎趕上中國興起的每次大潮。他說，正是由于上山下鄉的磨煉，他可以在后來的各種逆境中克服艱難。

　　當年土插隊如今洋插隊，令潘兆鴻感慨萬千。他說，這三十年對他人生的影響非常大。正是由于國門頓開，讓他切身感受到西方國家先進的科技和生活水平。中國就應該改革開放，而不是閉關封鎖。

　　汪偉明是多倫多東風汽車維修中心的業主，他對之所以對“東風”獨有情鐘，是因為他移民前來自湖北十堰第二汽車制造廠。他當年下鄉時根本就沒有想到日后能出國，還能在加拿大開自己的修車行。

　　“當時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夠盡快從農村抽上來當工人。在那個環境下，也不會有那么多想法。”后來汪偉明如愿進入二汽當工人，不久，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他也于1979年考入大學，后畢業分回二汽的技術中心。

　　他說，改革開放讓人們看到外面的世界，人們的心態從封閉中走出。現在中國的國力雄踞世界前茅，人民的生活富足，有房有車的人不在少數。這些成就與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密不可分。盡管自己身在海外，但無論走到哪里，都會對祖國的繁榮昌盛感到由衷的高興。

　　三十年的財富變化

　　中國有句古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用以比喻人事的盛衰興替和無常變化。對比1978與2008這三十年的數字，是難以讓人忘懷的。

　　周松年1980年去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留學時，身上只有30美元，連出租車都不敢坐。由于長期的閉關鎖國，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非常少。他說，剛出國時，看見外面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很新奇，也非常激動。當時的美國朝氣蓬勃充滿自信，相比百廢待興之下的中國，美國則處于鼎盛時期。他回憶說，在波士頓河畔，每年在美國國慶節期間舉行露天音樂會，禮花非常之美。

　　他說，現在來看，真是應了中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古語。現在美國遭遇金融風暴，經濟千瘡百孔。而現在中國人的心態則完全改觀，自信心有極大的提高。

　　于首三也記得當年妻子出國伴讀時娘家人的擔憂。當時于太太的母親拿出一枚金戒指說，如果在國外經濟有困難，就把戒指換成錢坐火車回來。

　　早期出國的人員，無論是留學生還是訪問學者，大多都有餐館打工的經驗。很多人的目標都是為了回國后能夠購買每年四大件、四小件的電器。他說，那時在愛爾蘭，即使在餐館低薪打工，1小時只付2愛爾蘭磅，15個小時就相當于中國普通職工一年的工資。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國的電器已經普及到千家萬戶，甚至出口到歐美國家。購買電器的件數指標和風行一時的外匯券早已成為歷史，出國旅游也不再是一件難事。

　　知識產權和民族品牌有待重視

　　周松年認為，人們應以成熟和平衡的眼光去看待這三十年的成就，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他說，中國長久以來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壓，長期以來缺乏自信心，崇洋媚外和過于自滿，兩者都不夠健康。

　　他說，應該看到，西方國家的綜合實力非常雄厚，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創新、公司運作等方面的差距還很遠，因為這些是反映國家生機的重要指標。他說，盡管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面臨瓶頸發展期。

　　周松年說，中國擁有知識產權的大型公司和產品屈指可數，在全世界財富創造的產業鏈中，中國仍然是一個大的加工廠。制造大國亟須向品牌大國轉變。

　　汪偉明在談話中，不斷強調“民族品牌”這個詞。他說，現在中國的轎車遍地，日本、韓國和歐洲車充斥市場，雖然有一些民族品牌的汽車，但主導市場的還是外國車的品牌。中國在汽車工業特別是轎車產品上，自主品牌上的發展比較差。到目前為止，盡管也有不少研發，但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占據市場的品牌產品。

　　他發現，西方國家對中國一些尖端科技的封鎖和排斥，反而促成中國在那些領域的發展。他說，如果國家從產業的政策上進行特別傾斜調整，注重自己的品牌，情況將會有大的改觀。(捷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