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僅次于中國的新興經濟體，在匯聚世界精英的華爾街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一個印度人做了頭兒，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一個中國人當了頭兒，第二年他周圍就剩他自己了。”相比之下，華裔人士在競爭中有何不足？

　　“電腦就是來拯救印度的”

　　自2000年以來，印度已經成為美國信息技術業最大的承包國。華爾街各大公司將大量的職位遷移到了印度，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特別是在過去的兩三年間，這種趨勢更是愈演愈烈，勢不可擋。現在，印度有些軟件公司單編寫程序的工程師就超過5萬人，而中國的軟件公司，大概還沒有一家的員工總數能超過5000。

　　印度人能立足于華爾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印度人將信息技術行業看成整個國家，乃至于整個民族出頭的絕好機會。一個印度同事曾經親口告訴我：“The　computer　is　made　to　save　India.”(“電腦就是來拯救印度的。”)

　　印度人的團隊精神特別體現在善于利用傳、幫、帶上面，說得夸張一點兒，真有些兵團作戰的感覺。據我觀察，在美國的印度技術人員，通常是一個業務高手先把活兒承攬下來，然后再招聘兩個新手；高手分配活計給新手做，新手一兩年后出頭，然后出去再帶新人，逐漸把其他族裔的員工排擠出這個行業。我找工作去面談時，只要見到印度人心里就會嘀咕：“肯定沒機會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絕不會罷手的。”因為，他們一定要留住這個位置來安頓自己的同胞。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技術員工，他們的眼睛還會緊緊地盯住管理階層。一旦當上經理，他們就有雇人的權力，這樣用不了多久，他的下級便全是印度人了。現在，華爾街的每個房間里幾乎都看得見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開始提供印度餐。難怪街上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一個印度人做了頭兒，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一個中國人當了頭兒，第二年他周圍就剩他自己了。”

　　“我們中國人為何如此心虛？”

　　印度人崇尚“團隊合作”，中國人則偏愛“單打獨斗”，從前的我大概可以算是后一類的典型。我的許多朋友也都沒有印度人那樣的野心，常說：“我也不想當經理，英語不如人家沒法管。這家不做做那家，只要有份好工作就行了。”起初，我的想法和他們一模一樣，不想要行政級別，只對技術情有獨鐘，覺得好像能力越強，被裁員的危險就越小，找新工作也越容易。直到有了幾次跳槽的經歷后，我才意識到這種想法不過是一廂情愿罷了。

　　2005年初，我到美洲銀行上班之前，花旗銀行證券部剛好也要招人。安排我前去面談的“獵頭”名叫韓伍，是個越南裔美國人。我們通電話時，他先向我抱怨了一通對白人橫行華爾街的不滿，又說起中國經濟翻天覆地的變化，還說假如越南像中國這樣興旺，他一定回國。談到關于面試的情況時，對方興致勃勃地介紹道：“你要去的那個組，頭兒也是中國人，博士，水平相當高。加上你們背景相似，都是從中國來的，你的資歷也符合他們的標準……”言外之意是：如果我實力到位，中國人總會幫中國人的，他這筆生意是穩拿了。

　　帶著他的鼓勵，我信心滿滿地踏進了花旗銀行的大門。第一輪和我面談的是三位銀行的組員，其中還有一個中國人山姆，都對我印象不錯。這下韓伍興致更高了，立刻安排我去見那位博士組長。

　　第二次去花旗時，我早到了15分鐘，在會客室坐得有些不耐煩，便伸出頭四下張望，剛好發現山姆過來沖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文同種，我趕忙跨上一步想同他套近乎。不料對方看到我就像見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張地躲開了，實在莫名其妙！那位博士組長倒是很和善，渾身散發著書生氣，一路聊下來給我的感覺很好。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著韓伍的消息，估計他很快就會給我安排第三輪面談，然而電話卻沒有如期而至。次日中午我正吃著飯，手機終于響了，只聽韓伍氣惱地質問道：“我真搞不懂你們中國人，簡直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適合那個位置，博士偏說不合適。我逼問了半天，竟然是因為‘顧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國人，有抱團兒的嫌疑’。你說這算什么理由？好端端的一樁生意就這么弄丟了。”我頓時感到失望至極——抱團兒工作本是件好事，我們中國人為什么要如此心虛呢？

　　單打獨斗讓華裔同事們吃虧

　　隨著時間推移，我進一步發現自己身邊的許多華裔同事都吃過“單打獨斗”的虧。進美洲銀行的第二年，隔壁的小組來了位名叫格林的清華高材生，是從大摩(摩根斯坦利)跳槽過來的。此人的獨立人格意識特別強，腦子反應快，做事效率也極高，精確完美到無可挑剔。格林在華爾街已經奮斗了八九年，早在大摩就是部門里的骨干，但凡碰到技術難題都是他最快解決的。

　　格林的組長是個名叫佩德的愛爾蘭人。佩德從歐洲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出來進入倫敦的分公司，后被派到紐約，不到三年就升到了組長，常常指揮格林做這做那。問題在于，如果佩德指揮得當，格林當然口服心服；可他時常出錯，格林提出指正還不服氣。更過分的是，這家伙總是把組里的業績全部套在自己的頭上，出了錯卻怪罪格林不按他的方法做，兩人工作上的矛盾便由此漸漸加深。

　　到了年底，組與組之間交叉評比時，佩德那一組的業績落在了后面，他就在給下屬寫評語時，批評格林“不聽指揮”。這一下格林可不服氣了——他平時指正佩德的錯，恰恰保證了小組按時完成任務，還有什么比時間更寶貴的？于是，格林便把情況層層上報，終于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年終獎的紅包一分不少。

　　不過他心里也清楚，若是繼續待在這個組里，不但工作熱情大受影響，而且心情不暢，不如“三十六計走為上”。誰知事情過去不到兩個月，還沒等找到好去處，公司發來的下崗通知反倒先一步擺到了他面前。這位老弟隱隱感到事出蹊蹺，可又沒證據，打官司又怕耗不起，只得一走了之，暫且咽了這口氣。

　　經過兩個星期全力以赴的求職，格林得到了花旗集團的口頭聘約。為確保拿到這份工作，也為了防止美銀那段不愉快的爭執壞了好事，格林沒有把此事的詳情告訴新東家。結果麻煩還是發生了，花旗銀行的審查人員通過其他渠道得知格林停職在家，加之他沒將這一信息告知人力資源部門，便考慮收回聘約。情急之下，格林終于動用了法律武器來維護權利，他花重金請律師寫了證明信，詳細陳述了自己在美洲銀行的職位、工作表現以及離職的前因后果。美國到底是講法治的國家，經過重新調查，花旗銀行的聘書終于送到了格林手中，讓他虛驚一場。

　　華爾街上同樣講究“拉關系”

　　格林的境遇又使我聯想到從前的幾位頂頭上司。比如“黃”(他是拉美裔)，他引領我進入華爾街，教我懂得了這里的游戲規則。然而，盡管他熬了這么多年，卻始終沒能升至和自身能力與資質相稱的職位，無奈之下只得主動辭職，自己開了家顧問公司。前不久聚餐時，他私下對我抱怨：“大家心知肚明，我和你一樣，皮膚的顏色還不夠白，所以關系難找啊！”

　　這番話對我觸動很大。的確，我對搞人事關系一向憎惡，朋友們也都有類似的想法，覺得到美國來不就是想逃避中國復雜的人事關系嗎？殊不知，在華爾街的精英圈子里，實際情況遠不像我們原本設想的那樣簡單。

　　中國人喜歡靠自己的本事吃飯，厭惡媚上欺下，而印度人就能夠與上級“處好關系”。許多印度同事喜歡拍馬屁，上級如果說哪件事怎么樣，不管是對是錯一概隨聲附和，見風使舵的功夫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另一方面，他們又特別心齊，只要有同胞被辭退便會集體走人。像我從前的一個印度同事桑賈夫，在被部門經理炒了魷魚之后，立刻帶領他手下的干將們投奔到JP摩根大通他從前的印度老板那里。兩年前，我離開瑞士信貸銀行準備跳槽，其間也去過JP摩根大通面談，豈料出來見我的正是桑賈夫，結局自然可想而知。

　　或許有人會說，像我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類似的事我聽到碰到的并不算少，套用統計學的原理，無論怎么選樣，這種情況都在正態分布之間。可見，中國人或許都怕做那個好心的“農夫”，生怕救活的“毒蛇”蘇醒過來之后，反咬一口害了自家性命。可反過來，印度人就敢大言不慚地放話：“如果不是身份限制，華爾街早晚有一天會被我們占領！”有時想想，這真有些悲哀——身處異鄉，要是中國人都不肯幫助自家同胞，我們又能指望誰來幫自己呢？(陳思進　雪城小玲，節選自《獨闖華爾街》，現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