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0日電　培養孩子的過程是艱辛的，也是快樂的，更是人生經驗的積累。美國《僑報周刊》日前刊登了“陪讀爸爸”遠志陪伴兒子成長的故事。原文摘錄如下：

　　21歲那年，我剛剛步入大學；30年后的今天，21歲的兒子大學就要畢業了。有人說，兒子是看著父親的背影長大的，作為父親，我想說，我是數著兒子的腳印不斷感悟的。

　　成長足跡跨三國

　　至今，兒子在中國、日本和美國分別度過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時光。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夫妻先后到日本學習。為了攀上學業的高峰，我們晝夜苦讀，終于堅持到我博士畢業。幾乎同時，妻子也考上了博士生。幾天后，思兒心切的我們，請朋友將5歲多的兒子帶到了日本。我們清晰地記得，那天是1992年4月7日。

　　4月的日本列島，陽光明麗，櫻花燦爛。在上野公園的櫻花樹下，兒子笑容如花、小小的腳印印在潮潤的東瀛泥土里，也刻在我的心上。那時重拾父親責任的我，想了很多很多……

　　兒子在日本上了一年幼兒園，五年多小學。那幾年，我們和重視子女教育的日本家庭一樣，帶他參加校內校外各種活動，去名目繁多的博物館，到夏威夷、泰國和韓國旅游，還送他上課后補習班。從五年級開始，他從公立學校下課后，便去名為“日能研”的著名私立補習塾補習。

　　常常到晚上9點鐘才下課，所以我們還要給他帶飯。每天幫他解題和檢查作業是我下班后的主要工作，為此，我也惡補了不少日本地理歷史知識和社會常識。記得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陪讀爸爸》，記述了我們與孩子每日同桌記時做題，周末到補習塾緊張看榜的難忘經歷。

　　當時，我們已盯住日本最有名的開成中學，幫助孩子沖刺。兒子在全日本每周的“日能研”聯校排名時也曾榜上有名。然而，我們心中卻時常感到困惑，為自己的現在，更為孩子的未來不斷思索。最后我們的結論是：不管將來怎樣，現在應該讓他回國一段時間。之后，我們將自己的心路歷程總結成文，在日本的中文報紙發表，還在留日中國學人中引起了小小的轟動。

　　我們給兒子講了許多道理，只是不知道不到十二歲的他理解了多少。經過幾個月的拉鋸戰，在我們連哄帶蒙下，他同意回去試試。我特意請假回國，把孩子送進了清華附中住讀班。

　　在清華附中兩年，兒子逐漸熟悉了新的環境。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他手把一輛破車，騎得飛快。在不知底細的人眼里，他儼然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北京。

　　兒子在班里成績也一點點攀升，作文曾經考了近滿分。其間，他還返回日本念了幾個月，并參加了小學隆重的畢業典禮。

　　兩年后，我們又牽著孩子的手，幫他踏出了人生新的一步。2000年夏，我再次送子“出征”，把他送到了美國，與半年多前赴美的媽媽團聚。兒子到美后進入新澤西州普蘭斯堡-西溫莎高中上九年級。

　　我的身份也從“陪讀爸爸”，漸漸變成了“遙控老爹”，現在這控制線又延長到了大洋彼岸。

　　愛在大洋兩岸間

　　后來，我到香港的大學工作，一年三、四次往返于大洋兩岸。在我們學校，像我這樣夫妻分居兩地的“空中飛人”不是一兩個，有的夫妻各帶一個孩子，一家兩制。我還有不少當年留學日本的朋友，有的將孩子送回國，自己堅持“抗戰”；有的將孩子留在國外，只身回國創業。此外，還有的找個監護人將孩子寄宿在海外的人家。我和朋友有時聚在一起，調侃說我們可以組成一個MBA(Married But Alone)俱樂部。

　　對于這種現象，外國人不理解，沒有類似經歷的親朋好友也可能不會明白。我們很難說清其中的“得”與“失”。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甘情愿的付出。但愿這種無奈僅限于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文革”期間失去了太多。1977年恢復高考后有機會上了大學，對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無比珍惜。改革開放，使我們能夠走出國門，有了人生更廣闊的舞臺。我們要實現自我，自己從事半生的專業在我們眼中是何等重要。然而，起步晚、目標高，要做到事業、生活兩全其美又何其之難。

　　同時我們又通過生兒育女延續自我，對下一代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責任。我常想，生下孩子，在得到父親這個光榮稱號的同時，也承擔起了另一份人生和社會的重任。

　　正是這種無奈與責任，讓我創造和珍視每一次與孩子相處的機會。也正是這種無奈與責任，使我家有了一種特殊的教育模式——遠程交流。而這一切的目的，就像我的一篇文章　的題目——為了“系緊心靈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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