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愛花：她代表中國站了出來

　　15年前勇敢地站出來，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然而對日索賠至今沒有結果，她仍然在承受著戰爭的創傷

　　79歲的萬愛花和記者印象中差別很大。

　　以前只在照片上見過她，總是滿臉的悲憤，滿身的苦難。

　　第一次見到本人，記者卻驚嘆她散發出的活力：一身黑白相間的衣服樸素大方，說話聲音洪亮，被日軍壓得變形的身體動作敏捷，一口假牙也舒展了她滿臉的皺紋。

　　“我就崇拜和相信毛主席。”

　　5月下旬，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老人招呼《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走進她干凈明亮的房間接受采訪。

　　國際官司要接著打

　　萬愛花，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僅15歲的她先后三次被日軍抓去充當“慰安婦”，百般蹂躪，導致終生不育。

　　1992年以來，她先后6次到日本東京、大阪等地，出席國際聽證會和控訴大會，并于1998年10月30日，與其他9位受害婦女一起，狀告日本政府對其造成的性暴力傷害，要求其謝罪并給予經濟賠償。

　　“中國的受害者，沒有一個出來說話的，我第一個出來替她們說話。”談到15年前，萬愛花出席東京舉行的“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老人說，當時更多考慮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國說出真理。

　　“我村里的一個媳婦，電視上看見南京大屠殺，死了那么多人，說那是假的吧？我說，電視上演的怎么會是假的呢？你們是沒見過，不知道，沒受過那個害！”老人講到這，嘆氣搖頭，但依然神情嚴肅，目光堅定。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5起中國索賠事件，其中2起案件與“慰安婦”有關。而萬愛花等十位山西盂縣侵華日軍受害婦女的訴訟，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駁回。對此，老人并不絕望。“官司還要打，不行就通過國際法庭，反正還要打，總要叫日本接受了，賠償、救濟，承認錯誤！”她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現在她的朋友們正在做準備，要到國際法庭去打這個官司。

　　“當時中國放棄的是國家賠償，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日本賠不起。但是我要的是民間賠償，是站出來討血債，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對日索賠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訴訟過程中，萬愛花認識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師的幫助。現在還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個日本女人，要給我賠償道歉。我說這是你們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沒關系，我不接受你們的道歉。”

　　15年前勇敢地站出來，改變了萬愛花的人生軌跡。“如果15前沒站出來的話，可能還在和養女一塊討飯吃。”但這段訴訟經歷帶給她最大的變化，是讓她從此有了個信念，一定要讓日本人低頭認罪。

　　她這輩子最感謝的人是張雙兵。1992年，山西盂縣小學教師張雙兵在尋訪日本侵華期間受害女性時找到萬愛花，開導她，讓她站出來，說出歷史事實，并協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聽證會，控訴日本侵華期間的罪行，要求日本公開道歉及賠償。

　　戰爭創傷時刻纏繞

　　然而，索賠之路毫無進展，老人的生活也十分困頓，戰爭的創傷更是嚴重危害著她的健康。

　　萬愛花現在居住的這間位于太原市杏花嶺區礦機宿舍的房子是租的，房租加上水電費，一個月要一千多，而她每月的低保費只有230元，不夠的錢經常要先向養女的子女借，在收到救濟款后再還清。老人的救濟款主要來自慈善單位和媒體。山西省慈善總會2002年到2004年捐給她4000元，《山西商報》曾為萬愛花轉贈社會捐款4000多元，此外，《山西商報》和山西黃河電視臺等媒體記者也自掏腰包，救濟老人的生活。

　　搬入新家前的生活更加不堪，萬愛花的養女李拉第將它形容為“流竄”。她們居無定所，寄人籬下，先后流落陽曲、太原等地，靠給人縫補漿洗為生。

　　萬愛花全身是病。當年受日軍殘酷迫害，萬愛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幾處骨折，身體嚴重變形，右耳被日軍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嚴重潰爛。

　　而現在老人經常胃痛，去年差不多一年老人都在住院，經常是好了些回來，回來后又過去。她床頭擺了五個小藥瓶，西咪替丁片、消炎利膽片，都是治胃痛、發炎的藥。老人介紹，自己有膽囊炎、膽結石和尿道炎，這些病又引起了胃部和肺部的感染，一旦胃痛就受不了，今年元月到三月又剛住了院。除了生病住院，萬愛花很少房間。打撲克、看電視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她說，一定要讓日本人低頭認罪，賠償道歉，否則“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會閉眼”。

　　慰安所遺址在拆遷聲中殘存

　　作為日軍侵華期間罪惡的慰安婦制度的實物見證，許多慰安所遺址卻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

　　盡管原因各異、過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兩處日軍慰安所遺址還是被保留下來。前者是位于虹口區的“大一沙龍”，后者位于浦東錢倉路350號。

　　“浦東那個是因為它是民國時期特色建筑被保留。”上海師范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目前，上海已發現超過160個慰安所。最新發現主要集中在虹口區四川北路沿線，這里是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聚集之地。

　　上海是日軍實行“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1931年底，日本駐上海海軍當局已將虹口一帶的‘大一沙龍’、‘小松亭’、‘三好館’、‘永樂館’4個日本僑民經營的場所，指定為海軍特別慰安所。”蘇智良說，這正是“慰安所”名稱的第一次出現，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大一沙龍”：危房聳立

　　下了高速的輕軌，穿過繁華的四川北路，虹口區東寶興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圍林立的商廈比，這幾幢房屋矮小、寂寞。上世紀30年代，它們有另一個稱呼：大一沙龍。

　　如今，房屋內外和過去似乎有些“脫節”：1號門口附近2個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種的盆栽；地面上當年的彩色花紋，亦大半褪色。走進屋，白天要打開燈；踏上木質樓梯，“吱吱”聲傳來。

　　記得舊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個老頭，住這里幾十年。去年剛走了。”1號屋里一個阿婆說。她是1983年搬進來的，“住下后，才曉得這里曾是慰安所。”這些年來，隨著樓里人家增多，他們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裝修房子。原來相連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來。眼下，1號樓住著20多戶人家，3幢樓住戶近100家。

　　關于此地拆留，爭議多年。曾有學者、政治家參觀舊址后，建議在這里建立一所日本慰安婦制度罪行陳列館。后來，這里因接近軌道交通建設區域，又傳出拆遷消息。

　　“幾年前，我們給上海市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送去建議書和歷史材料，說明保護這個地方的重要性。”令蘇智良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奔走沒有白費，“今年回復說，暫時不拆了。”

　　“留下是好。但能否改善一下我們的居住條件？”3號樓的居民衣長征說。他是殘疾人，住的屋子大小僅6平米。現在，他每天扶著一架1米多高的樓梯，“爬”上“爬”下。

　　的確，這個已經有七十多年歷史的老房子，很有可能成為危房。“到時候，不拆也不行。”蘇智良說：“不拆不等于就是保護。這里需要給予很好的整修，我希望最終把它建成一個慰安所博物館。”

　　“海乃家”：黑暗狹小

　　虹口區公平路是條小路。公交車經過時，路有點嘈雜。找到這條路425弄12號前，得穿過一個一個公廁。天氣晴朗，還能看到頭上“萬國旗”飄飄。這是很有上海特色的叫法，形容居民的衣服掛滿竹竿。

　　“這里和對面原本有墻隔開。”12號居民老徐說。實際上，真正隔開對面房子的是一段歷史。這是一個民營慰安所，號稱海軍在滬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當時，他的主人是一個日本退役海軍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兒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證言》中記載了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日軍用刺刀趕走房主，辦起了“海乃家”，最盛時有45名“慰安婦”。1944年，他去上海與父親團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軍妓瘦黃的腿腫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約10天后便死了。遺體暫放海軍那兒。大車拉來伙食，又拉走尸體。”

　　今天的“海乃家”仍是地道的上海新式石庫門房子。前面有天井，兩層樓，房間有高高的屋頂，還有曬臺。跟著老徐走，感受到時間的力量。地面有些潮濕，走廊狹小昏暗，到處擺滿雜物。雜物上是一層層灰。

　　走上木樓梯，老徐提醒，要小心，別摔了，“這里住著十幾戶人，每戶有自己的燈。平時不開。”因為黑，短短兩層樓木樓，走了老長時間……

　　中國的“奧斯威辛紀念館”急需建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慰安所遺址都像“大一沙龍”、“海乃家”這么幸運。“上海的慰安所絕大多數都被拆了，但具體數字不祥。”蘇智良說。

　　在中國其他城市，許多慰安所遺址也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2003年，南京最大的慰安所遺址——利濟巷慰安所遭遇拆遷風波，2005年廣州的五大慰安所遺址是否列入文物保護也引發爭議。作為日軍侵華期間，罪惡的慰安婦制度的實物見證，慰安所遺址的保護已經刻不容緩。

　　“遺址的意義不僅在今天，更可能在未來。難道今天把慰安所都拆了，過了100年，再建一個假的嗎？”蘇智良說：“奧斯威辛集中營紀念館早已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遺產，美國猶太人創建的‘大屠殺紀念館’也已成為華盛頓的新景觀，而中國卻沒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蘇智良也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都要留存。“抗戰過去60多年了，許多被拆掉也很正常。但應該選擇保護一些像‘大一沙龍’這樣有標志性意義的。其他的記錄下來，照片拍下來，有可能的話樹一個紀念的牌子。”

　　韓日“慰安婦”研究領先中國

　　由于記載不詳以及活人證逐漸消失，半個多世紀過后，要想再現“慰安婦”歷史的原貌并不容易

　　蘇智良是國內介入“慰安婦”研究最早的學者。而事實上，在1991年之前，他連“慰安婦”這個詞都沒有聽說過。

　　“1991年之前，中國教科書中的二戰史、抗日戰爭史都沒有這個提法。”蘇智良說：“這里頭有很多原因。本身戰后的審判沒有把‘慰安婦’作為性奴隸制度來審判，另外日本政府和軍隊毀掉很多文件，受害國的女性受害者又難于啟齒。”

　　讓蘇智良得知有這段歷史的時間是在那年8月，韓國慰安婦金學順站出來，講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議，舉世震驚。

　　中國首家“慰安婦”資料館7月開館

　　1992年3月的一天，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個日本教授問在日本做訪問的蘇智良，日軍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設在上海？“我當時就被問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來，這讓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蘇智良向《國際先驅導報》回憶說。

　　尋找那些當年的“慰安婦”遺址，是蘇智良1993年回國后第一個想做的事，從那以后便一發不可收。“我找到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慰安所原址，擁有幾百萬份資料，40多盤受害者口述的磁帶。”蘇智良說。

　　“最初的時候并不清楚真相會怎么樣。后來去看看這些老人，她們曾經經歷過怎樣的傷害，如今又過著如此貧困潦倒的生活。這些都深深地觸動著我。”蘇智良說。

　　如今，15年過去了，他研究的結晶即將在一個固定的場所進行展出，這就是7月初將在上海成立的中國第一家“慰安婦”資料館。“原定在2005年就開辦這樣一個資料館，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原來想設立在東寶興路125弄，考慮到搬遷需要很多資金，只能作罷。”

　　資料館將設立在上海師范大學一處200多平米的建筑內。“這里主要介紹一些‘慰安婦’的曲折故事，有她們的遺物、照片、公證書等。比如雷桂英老人去年交給我慰安所當年用過的消毒藥品和其他器具。還有2000以來，捐款的個人和機構等等。”當然也有國外的資料。“有一些歷史照片從日本那邊翻拍過來，還有日本出版的300本專門研究慰安婦的著作文獻。”蘇智良說。

　　開幕的時候，蘇智良打算邀請兩三位受害者及其家屬到上海來。“因為財力有限只能請這么多。”此外，“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來參觀，但不是全天開放。可能會在8月15日、9月18日這些特殊的日子開放，9月1日開學期間也會集中開放。”

　　“希望引起國人的關注，除了讓大家來共同關注這些幸存者外。也讓國人意識到盡管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是這些還沒有真正成為歷史。”蘇智良說。

　　韓日資料館提供歷史見證

　　而早在2年前，類似的資料館就已經在日本東京成立了。這個名叫“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位于東京都新宿區西早稻田的日本基督教會館。

　　進入資料館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140多名前“慰安婦”的照片，令人感覺到一股凝重的氣氛。在照片中，那張著名的拍攝于中國云南拉孟的4名朝鮮“慰安婦”與一名美軍士兵合影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而照片中即將臨盆的“慰安婦”，就是現在住在朝鮮的樸永心。

　　資料館的建筑面積并不大，據館長西野瑠美子介紹，只有113平方米，但是在略顯狹窄的館內，收集了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審議內容、9國的受害者與加害士兵的證言、從日本教科書中消失的“慰安婦”記述等等。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韓國學者和日本記者做過開拓的研究。”蘇智良介紹說：“他們的資料也比較充足，有很多有良心的日本人介入這個事情的調查，出了很多這方面的書，幾年前我就統計過超過200多本。”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韓國政府也開始介入，支持成立研究所，對“慰安婦”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從2005年開始，韓國政府和民間團體對韓國的受害者進行援助。

　　一個人的戰斗

　　中國無法與韓國相比的方面還有很多。比如韓國“慰安婦”資料館旁邊還建有一個“慰安婦”之家，專門照顧“慰安婦”老人的生活。蘇智良還曾萌生過建中國的“慰安婦”之家的想法。“在中國，有的‘慰安婦’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我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經營，我就感到吃力。”

　　蘇智良的工作就像是一個人的戰斗。

　　蘇智良說，對于給“慰安婦”帶來的永久傷痛，日本方面卻至今無動于衷。“盡管對日訴訟沒有什么進展，但我們抱定決心，要再現一段歷史，盡可能的復原，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的事實。” (劉俊、劉歡、許哲、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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