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2月20日上映當天創(chuàng)下1500萬的票房佳績后，主旋律戰(zhàn)爭片《集結號》繼續(xù)從其他幾部賀歲檔影片中突出重圍，于首周末創(chuàng)下7000萬元的票房奇跡。在21日央視一套的《新聞聯(lián)播》中，以1分零9秒的篇幅對《集結號》進行了介紹(之前《新聞聯(lián)播》關于電影的新聞大多以幾十秒的簡訊形式報道)，引發(fā)網上爭議。美國《僑報》21日也對這部影片的熱映發(fā)表了評論，全文摘錄如下：

　　自幼喜愛美術和文學的馮小剛終于在他五十歲之前回歸到了主流人文世界——他在沉默兩年之后推出一部正襟危坐而非嬉皮笑臉的賀歲電影《集結號》，但卻未能將他所代表的中國大陸當代(而且是本土)最具娛樂精神的色彩全部覆蓋，而是令兩代人產生了迷惑：老一代觀眾狐疑他對正面描述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年輕一代則好奇他會怎樣“嚴肅起來”。

　　在很多時候，人們喜歡研究導演和作品本身來認識電影界的變化。但筆者以為，從觀眾的興趣和需求出發(fā)，或許更能發(fā)現什么作品為什么會受到(或即將受到)追捧。

　　曾有過軍旅生涯和公司工會文體干事經歷的馮小剛，自1985年便正式成為影視界一員，為多部流行電視劇擔任美術設計，后以編劇身份創(chuàng)造了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和青春電影《大撒把》一炮而紅。

　　不過他真正成為有影響力的電影導演，卻是1997年后陸續(xù)推出極具馮氏個性的賀歲電影如《甲方乙方》、《沒完沒了》、《天下無賊》……與此相隨的是新一代中國電影觀眾的成長，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被西方電影沖擊得七零八落的本土電影，因為這種充分得有些不加掩飾(當然也得到主流文化寬容)的娛樂精神而得到復興。

　　在馮小剛身上所反映出的娛樂精神，通過那些流行的電影臺詞(如《手機》里的“有組織、沒紀律”和“二十一世紀什么最貴，人才啊”)獲得年輕一代觀眾的廣泛傳播，進而成為某種文化現象進入當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而這種文化現象反過來又鼓勵馮小剛繼續(xù)用其特有的方式擴大其對電影手段和技巧的探索。

　　然而對于一位電影大師(或者未來的準電影大師)來說，技巧終歸要回到歷史觀和價值觀上面。在此之前，馮氏電影中那些具有反諷的、反叛的、反向的理念和創(chuàng)意，不容易獲得電影界內部或者更廣義的文化界的認同，這是很明顯的。然而當一個技巧充分而世界觀漸趨成熟的電影人要用自己的轉型向世界作出回答的時候，觀眾也并非一定歡迎。

　　戰(zhàn)死在1948年中國華東戰(zhàn)場的那些士兵被電影化妝師涂抹上青銅器一般的暗色，雖然形式上確實像美國電影大片《兄弟連》，但其模仿的痕跡卻被典型的中國故事所掩飾——這部拍給男人看的電影，挖掘出戰(zhàn)爭時期的殘酷人性(勇敢)以及和平年代的價值追求(情義)，不是為了引起觀眾的爭論，而是馮小剛本人要宣示強烈的價值觀轉型。

　　這部注定要成為有爭議的、令人難懂的電影，或許并不是在討論近六十年前國共內戰(zhàn)的激烈程度、也沒有以朝鮮戰(zhàn)場作為歷史還原的用意，它甚至只是拿這些場景作為陪襯。比起從前的戰(zhàn)爭題材的中國電影中的英雄史詩式的主旋律，《集結號》用了更可信的人性刻畫技巧而能贏得更多的觀眾——他們是新中國的一代代中國普通百姓，對于主流文化的認識水平和潛在的逆反心理之間的平衡，考驗著所有大陸文藝工作者的技巧。如果方式得當、技巧精湛，人們樂于接受那些主流價值觀(但不是僵化的說教)。

　　在夜幕中走出電影院時，我一時還不能走出這部影片所塑造的那種沉重且壓抑的氛圍。或許我還應該想到，電影作品是文藝界多種理念通過電影編輯和導演的窗口展示，集中反映社會大眾對于價值觀的尋找姿勢。換言之，要研究觀眾(經過選擇的社會大眾)對于作品的反應比研究導演或其它創(chuàng)作者的接受程度，對于破解文化現象來說反而更有意義。

　　以娛樂精神為代表的黃金十年已經過去，《集結號》會否成為一個重新厘定人性和價值觀的新標尺，這不應由馮氏電影回答，而應該是中國的文藝界。(張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