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婚”，顧名思義，就是“閃電般結(jié)婚”。在中國，“閃婚”已經(jīng)成為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而在海外華人中，嘗試“閃婚”的也為數(shù)不少。不過在閃電的速度下，目的和初衷卻頗為復雜。所以最終的結(jié)果往往是“來電”來得快，去得也快。

　　“沒時間戀愛，卻有時間飽嘗婚姻苦果。”

　　對于在法國西部一所工程師學校任教的周教授來說，選擇“閃婚”是迫不得已的事， “沒有時間談戀愛，卻有時間飽嘗婚姻的苦果。”這句話可算是他對自己的婚姻經(jīng)歷的總結(jié)。

　　周教授是1982年公派到法國留學的，獲得博士學位后，來到現(xiàn)在的這個學校教書。事業(yè)安定了，婚姻的事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開始他和幾個法國女孩交往過，但都很快就結(jié)束了。他認為是文化差異所致，這方面無法彌合。他的朋友就張羅著給他介紹國內(nèi)的女孩子。但他的時間很少，沒有時間談一場戀愛。后來有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的英語教師，他見過一次后認為不錯，大家就促他把關系定下來。他也認為兩人都是教師，應該是沒有不可調(diào)和的分歧，這事拖得再長對他也是一個樣，同樣是沒有機會相處。“戀愛是一輩子的事，結(jié)婚后再慢慢談吧。”兩個人又見過幾次面后，就直接辦理了結(jié)婚手續(xù)。這樣女方就以家庭團聚的名義來到法國。

　　可是在他新婚妻子來法后不久，就出現(xiàn)了問題。過慣了大都市生活的她對這個小城市單調(diào)機械的生活無法忍受，她既找不到工作，也沒有朋友。她要求他搬到巴黎去。對周教授來說，這卻不是輕而易舉的。要換工作，在法國有很多條件的。在巴黎，根本沒有他的位置。所以，兩年后，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xù)。女的搬到巴黎，在一家華僑的制衣廠打工；他繼續(xù)留在那個小城市做他的教授。

　　“雖說婚姻是圍城，可你還是要走一遭。”

　　同樣在法國打拼的蔡先生，他的婚姻除了時間短以外，同樣具備了一切婚姻的程序要素：認識、了解、見對方父母、結(jié)婚。只是這一切都是在兩個月內(nèi)完成的。

　　蔡先生和他妻子杜女士的認識是在他暑假回國的朋友聚會上。他一下飛機，在京的幾個朋友就張羅著給他洗塵，在酒會上他認識了在北京某電視臺干編導的杜女士。兩個人很快就進入談婚論嫁的狀態(tài)。隨即兩人都去對方家看望了父母，雙方老人早就覺著自己的孩子該結(jié)婚了，都比較滿意，感覺是皆大歡喜的事。接著兩人就把婚事辦了。

　　可結(jié)婚剛剛半年，蔡先生卻已是一臉的苦惱相。“我已經(jīng)明確和她提出離婚了。”他說，“我現(xiàn)在最重要的是完成學業(yè)，然后開創(chuàng)自己的事業(yè)，不能把生命都浪費在雞毛蒜皮的事情的爭執(zhí)上。”蔡先生在回法國后，兩人就一直在電話里爭吵，兩個人一個月的電話費要花到上千歐元。蔡先生感到太累了，他沒有這個精力了。

　　不過蔡先生并不認為當初的閃婚決定很草率，“有些事情不經(jīng)過婚姻這一遭，你是認識不清楚的。我當時想，我們兩個的背景都是很簡單的，用不著長時間的調(diào)查，還有那么多共同的朋友，不會有什么問題的，可就沒想到性格不合。”

　　“其實婚姻也是實現(xiàn)理想的一種手段。”

　　上海的黃女士，在到日本留學前曾在新加坡留學并工作過。2001年，她通過留學中介到日本千葉的一個語言學校讀書，隨后進入一所私立大學學習。

　　半年前，她在一家飲食店認識了一個年近40歲的日本人，是一家公司的科長，兩人談得很投機。一個月后，黃女士就自豪地向同學們宣布：她決定不找工作，先結(jié)婚。不久，兩人就舉行了婚禮。

　　“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找到一個日本人結(jié)婚，解決我的身份問題，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黃女士坦言，“有很多人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做什么都不成功。我到日本就不是為了學習，快30歲的女人了，我早學夠了。我也不想談戀愛浪費時間。”

　　她說：“其實婚姻也是實現(xiàn)理想的一種手段，感情并不是婚姻分內(nèi)的事。有多少青梅竹馬的人結(jié)婚了，到頭來還不是離婚？所以，我到日本上大學的第一年，就開始尋找合適的結(jié)婚對象。同學都記得，我那時很少上課。因為我們學校里雖有日本學生，但顯然跟我不合適，只好多在外面看看了。”(喬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