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內斂和謙虛，但文人之中，一向不乏狂者。

　　孔子主張中庸之道，但他也欣賞狂者和狷者，他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文人之狂，很多時候是意氣風發的進取，雖然可能會矯枉過正或者夸大其辭，但總比溫吞水的性情來得痛快。

　　孟子就是一個“狂人”，他認為“萬物皆備于我”，又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沒人譏諷他自作多情。相反，他這種給自己施壓的做法，常常激勵后生學子積極上進。

　　梁啟超自稱為當時中國不可少的人，曾說：數年之后，無論中國亡與不亡，舉國行當思我耳。他的“狂”與孟夫子的“狂”同出一轍。

　　與此類似的，還有梁漱溟和劉文典。一九四二年，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給兒子寫信，信上說“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民國狂士劉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沈從文雖然當時以小說名滿天下，也不入他的法眼。在西南聯大，有一次跑空襲警報，沈從文剛好從劉文典身邊跑過去。劉文典面露不悅之色：“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干嘛跑啊？”

　　這種以放大個人的使命感作支撐的“狂”，雖然顯得有些夸張，但終極目的并非孔雀亮屏般的個體炫耀，用現代學者余英時先生的話來說，只是文人骨子里一種“良知的傲慢”，遠非世俗浮浪之狂所能比。

　　文人恃才狂放，一旦超越平輩，有時連老師也瞧不起。

　　龔自珍這個著名狂人，有詩云：“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簡直是對完美文人的經典總結。他自述“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豈止是十五年，他這一生都是“狂”過來的。以前中榜的舉子稱選拔自己的考官為恩師，龔自珍在浙江應試進士及第，有人問他的恩師是誰，龔自珍哈哈一笑：“說出來稀奇，真是稀奇，居然是那個無名小輩王植！”王植聞言，差點氣死。

　　錢鐘書是中外公認的天才，單那照相機似的記憶力就讓人折服，上大學曾對自己的老師不滿意，說：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董橋的《太懶.太笨.太俗》一文也引了這則材料，他說“這或許是錢先生一時的戲言，卻也痛快得很。”但后來錢鐘書夫人楊絳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吳宓先生和錢鐘書》一文，引述李賦寧先生的親筆證詞，說：“我沒有聽到錢鐘書講這種話。”

　　李敖的狂，則是白底黑字、明目張膽的。他的《獨白下的傳統》一書的封底上寫道：“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心里都為我供了牌位。”他說自己學問好，認為臺大的教授里面，除了胡適、殷海光外，其余只能談感情，不能談學問，對于自己的研究生導師姚從吾，雖然服其人品，卻一樣斥其做學問如狗熊掰玉米。

　　他們之所以狂得起來，都是有足夠的才氣做底蘊。我有一位寫字的朋友，在他的簽名檔上簽上了這么一句：“如果才華橫溢是一種錯，我寧愿一錯再錯”，他的才氣正如他所標榜的一樣，所以了解他的人，都會覺得他不是驕傲，而是坦率。

　　有人說，“狂”的背后，除了“才氣”之外，還要有“德性”來支撐，但“德性”是什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以自古狂士，一般都會引起爭議，也就很好理解了。(摘自香港《文匯報》；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