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數學家張偉平院士還記得自己第一年的工資。那是1993年，他帶著法國巴黎南大學的博士學位，回到南開數學研究所任教，職務工資是人民幣250元。

　　當時，他的職稱是助理研究員。

　　這位當時還很稀罕的“海龜”，沒提什么條件就“爬上了岸”。

　　而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每請一位海外學者，關于薪酬和職位，前前后后都要商談多次。校方要反復測算人員薪資，以及科研啟動費、安家費等的投入。

　　海歸不再稀奇了，同時也有了不再遮遮掩掩的身價。

　　“通過西式教育，中國可能得到革新，變得文明而強大。”這是“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1854年從美國耶魯大學學成歸來時的夢想。

　　此后的一個半世紀，后輩一直為他的夢想所鼓舞。其間，這個古老國度幾經鎖國。

　　著名的清華大學就是在一次留學潮中誕生的：1911年開設清華學堂，作為留美學生預備學堂，由1908年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資助。

　　70年后，清華園再次發生了一件影響留學潮的大事。1978年，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聽取清華的工作匯報時指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要增大”。

　　他說：“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

　　這一年，“文革”后的中國敞開大門。留洋者漸由涓涓細流，匯成有史以來最大的留學潮。

　　最初，公派留學名額只是杯水車薪。至今有人難以忘懷，經過層層選拔才取得名額的心情，就像古時“范進中舉”。留洋，還是“讓精英者更精英”的奢侈品。

　　1985年起，中國鼓勵自費出國留學，大眾留學逐漸取代精英留學成為主流。國內出現了龐大的“寄托族”——希望通過美國教育考試服務處的托福考試和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而漂洋過海的人群。

　　大學校園里的英語教師突然比詩人走俏，英語輔導書大行其道，成為晨讀的首選。GRE考生仿效《木蘭辭》作打油詩：“GG復GG，天天背單詞，未聞記住聲，先聞你嘆息。”

　　1993年，“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寫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

　　這一年，一家影響廣泛的出國培訓學校在北京成立了，名叫“新東方”。

　　南開大學的歷史學家李喜所說，改革開放之前，對絕大多數民眾來講，出國留學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改革開放后，想辦法讓子女到國外留學變為街談巷議，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是中國人渴望走向世界的標志。

　　20世紀初的“留美預備學堂”，在21世紀初又獲得了這個稱呼。從2006年開始，清華大學本科畢業生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位居世界首位，比當地任何一所大學都要多。

　　中國其他名牌學府如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培養的美國博士數量都超過了美國一些名校。《科學》雜志形容它們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

　　諾貝爾獎華人得主楊振寧說，支持留學的政策，使中國在海外儲備了很多人才。

　　30年里，中國有121.17萬的人口出國留學，31.97萬人回國效力。雖然大都成了遠走高飛的“海鷗”，但近年“海龜”洄游蔚然成風。

　　1978年到2002年，共有15.27萬名海歸回國。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間，這一數字就達到16.7萬。

　　1998年，中國出現了第一個“特聘教授”項目——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提供10萬元的當時高價津貼，引回大批海歸。

　　此后各類“特聘”涌現，論資排輩的老規矩受到沖擊，“人才市場”概念更加深入人心。“百萬年薪聘海外教授”的新聞此起彼伏。海歸，是市場上大大方方明碼標價的。

　　后來，海歸找不到工作的新聞也多了起來，再后來，這些新聞也不夠新了。“洋墨水”的標價逐漸回落，洋博士固然不再像15年前那樣，“不計條件”地從助理研究員做起，也已很難像10年前那樣輕易拿到什么“特聘”職位。

　　市場審慎地打量著“海龜”的成色：一些明星“海龜”成了“海星”，一些等待合適位置的，成了“海帶(待)”，而求職屢屢擱淺的，淪為“海藻(找)”。

　　30年間，他們親身見證了這個國家的開放，也從沒錯過這個國家的改革。

　　在出國與回國的潮聲里，架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堤壩，悄然成了橋梁。 (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