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至11日，由歐美同學會，珠海市人民政府，澳門基金會和暨南大學聯合主辦的“中國留學文化學術研討會”在珠海召開，研討會的主題圍繞著留學與中國社會發展進行。觀點各自不同，議論發人深思。

　　筆者采訪了一些關注留學生和海歸的學者，從文化、政治、經濟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國留學生和海歸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展望未來，海歸已經逐步成為中國社會中一個新的階層，如何使海歸更深一步參與到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來，我們也許可以從歷史發展過程中尋覓到些許答案。

　　理性包容——多元文化的融合劑

　　“前不久，一個英國人問我，中國的男人現在是不是還可以娶幾個老婆？”清末留學教育家唐國安的后人、原國家圖書館常務副館長唐紹明給筆者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他在啼笑皆非之余也感到深深的遺憾：“這說明國外的一些人對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還很不了解，甚至還停留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印象中。我們必須想辦法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

　　的確如此，一方面，國外對中國的社會現狀和文化缺乏了解。而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與其他國家和文化完全隔絕，多元文化之間只有通過交流才能相互理解，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融入世界的大國來說，中國文化與異質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如何讓世界逐步接受、理解中國文化，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留學生研究中心主任李喜所教授認為：“中國留學生本身就是受母體文化和異體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識群體。他們是‘土’‘洋’互動的結果，中國留學生的文化結構已經具有了世界性，他們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使中國文化復興。”

　　“留學生是包容精神的天然載體，他們隨時隨地都會遇到能否以包容的精神正確對待異質文化的情況。”原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委兼秘書長、留美幼童梁普照的后代梁贊勛這樣說道。

　　對于留學生在促進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交融中的作用，他談到一個小故事。2006年，一位約旦的親王到了當年中國留美幼童學習過的美國馬薩諸塞州，在布蘭迪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說：“1872年中國120名幼童來到美國求學，學習并生活了9年之久。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要學習他們。這種特殊的經歷使他們與其他中國人不同，他們不但學習西方文化，而且還進行了東西方兩種文化的交流，終生恬靜自如地生活在兩種文化中。”這段話讓梁贊勛深有感觸：留學生在國外不僅僅是學習先進技術，還承擔著了解異質文化，傳播中華文化，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的重任。過去如此，將來更是如此。

　　最近，在北京奧運圣火境外傳遞受到干擾的事件中，海外留學生表現出非常理性和包容的一面，梁贊勛認為，理性和包容已經成為留學生在與異質文化交流時的新特點。“海外留學生這次表現出來的并不是簡單的民族主義，而是將強烈的愛國主義和包容性結合在一起，用一種比較成熟和理性的話語在傳達中國的聲音，傳播中國的文化，當然也贏得了國外民眾的理解和尊重。”

　　思想革新——政治改革的推動者　　

　　從不同的角度觀察，海歸在中國發展進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徐州師范大學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周棉教授將海歸定義為中國新型的知識分子階層：“海歸既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又區別于晚清以來一般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說是‘中西合璧’。”

　　回顧中國近代發展歷史，在推動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我們也能時常看到這群新型知識分子階層的身影。

　　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發起武昌起義贏得的偉大勝利，而辛亥革命的主要發起人都是留學生，包括孫中山、黃興和宋教仁等，可以說，辛亥革命的勝利是以孫中山和黃興等留學生為代表的同盟會經過幾年的浴血奮戰取得的勝利，推翻了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國家，開辟了新的偉大紀元。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包括陳獨秀、李大釗、朱德、陳毅等，他們都是留學生。特別是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留學生，他們既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又受到西方科學民主的新思想的熏陶，同時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他們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建了新中國。

　　改革開放后到現在，進入中國政治領導階層的海歸還不多。

　　但是周棉認為這種情況會得到不斷的改善，海歸人員是在中國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既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又掌握了其他文化的精髓。他們對未來中國的趨勢和走向，特別是改革開放的走向可能要比其他人有更準確和全面的把握。

　　海歸創業——改革開放的弄潮兒

　　從海歸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純彬認為，留學生與中國近現代產業的開創息息相關，他們推動了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中國近現代產業發展，對中國經濟社會進步和民族復興產生了巨大影響。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留學大潮一浪高過一浪。在歐美同學會副會長、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看來，與前幾代海歸相比，改革開放后這批海歸最顯著的特點是創業。他說：“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面臨著一個通過大量吸收留學人員回國創業從而提升產業結構和民族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歷史機遇。海歸開始逐步跳出了科研、教育領域，積極創業，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

　　而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從事風險投資、金融、工商管理等經濟領域的海歸數量的增加是前所未有的。回國創業已經成為近年來留學人員回國發展的主要形式。海歸創業也成為海歸回國發展最突出的優勢之一。

　　海歸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創辦的企業大多屬于高新技術和高端服務領域，推動了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對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王輝耀說：“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中，大部分的企業都是由海歸創辦和管理的。”還有大量的海歸活躍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領域，成為中國第三產業的領跑者。

　　大批的留學人員回國創業，還給國內帶來了風險投資的新模式。目前國內幾乎所有國際風險投資公司的掌門人都是清一色的海歸。這些風險投資刺激了國內對創業的熱情，也促進了一大批海歸企業和國內企業的發展。

　　同時，海歸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方式，使海歸和跨國公司一道，對中國企業的管理進行革新和推進。一大批的海歸精英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在華的負責人，海歸對推動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加速中國和國際經濟接軌，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還有不少海歸精英在創業中與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結合，帶動了國有和傳統經濟效率的提高。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將不斷提高。王輝耀預計說：“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還需要大概30年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還需要大量的國際化人才，海歸回國創業恰逢其時。”（王暉余 田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