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7日電 2004年，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華裔科學家楊振寧以82歲高齡迎娶28歲女子翁帆。這樁美事一時成為華人世界茶余飯后的話題，對‘老少配’展開了熱烈辯論。

　　近日，楊振寧到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學名譽科學博士榮銜，他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專訪，暢談自己當時如何決定再尋“第二春”、思考“老少配”，以及如何受父親影響，要做負責任的一家之主。以下是訪談內容：

　　《聯合早報》：不少東方人認為人年屆暮年，配偶離世，就應該孤孤單單終老。不這樣做，會讓人側目。這是為什么四年前當你決定再婚，會引起世界華人輿論沸騰。然而，現在我們看你再婚這四年，人顯得利索靈敏，舒泰愉悅，狀態很好，這證明了你再婚的決定是正確的。想請問在再婚前，你是怎樣思考這件大事。

　　楊振寧：你的問題問得很好，不過，我想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覺得滿意的答案。但是，我可以發揮一下。

　　年齡相差太大，代溝讓兩個人對事物的看法不一樣、價值觀不一樣、習慣不一樣，這樣的婚姻容易發生問題，是毋庸置疑的。當然，年齡相同，或者年齡相差少過10歲的婚姻也會發生問題，但是幾率沒有那么高。不過，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我和翁帆的婚姻基本上沒出大問題，只有一些小問題，這可能與我們兩人的個性有關。

　　我常和翁帆說，杜致禮(楊振寧亡妻)不在后，我如果沒有和她重逢，我會不會和其他人結婚呢？我想我是會的。

　　我認識英國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派爾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他比我大十幾歲。派爾斯和妻子有一段非常美滿的婚姻，妻子故世后，他還活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他很孤單，一個人在家做飯，自己照顧自己。每年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孩子、朋友，多半時間，自己住在英國。

　　我想，我是不愿意過像派爾斯那樣的生活。杜致禮去世后，如果沒有碰到翁帆，再過一段時間，我還是會結婚的。這不表示我已經有了對象，我只是根據自己的個性和習慣這么猜想。

　　十多年前，我曾經和杜致禮去探望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老人村。那里有千多戶人家，都是退休人，我們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ony Brook)有些教授退休了也去了那兒。我們在那兒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好些喪偶的朋友，都在那兒再婚了。我想，如果沒有碰到翁帆，我也許會搬去那兒，住些時候，也許就跟當地一個寡婦結婚。這完全是有可能的。總而言之，我不愿意過派爾斯喪偶后那樣的孤獨生活，那不符合我的個性。

　　我查了一下統計，了解82歲的人平均可以再活六年。六年是個平均值，這表示有人一年就不在了，有人可以多活10年。我和翁帆已經結婚四年，情況還很好。我又查了一下統計，一個86歲的人，平均還可以活五年，我能活到90多歲的可能性相當大。

　　兩個人如果在30歲左右結婚，他們的婚姻生活是幾十年的事情，以我這個年紀再婚，很少再有1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你聽過陳香梅和美國飛虎將軍陳納德的故事吧。兩人年紀相差33歲，結婚了10年，陳納德64歲離世，那年陳香梅32歲。陳香梅后來寫了一本叫《一千個春天》的書，寫她和陳納德一起過了11個春季，每一天都是一個春天，所以總共1000個春天。兩人在一起，只有1000個春天是個遺憾。

　　我和翁帆是1995年在汕頭大學初識，真正的認識是2004年她給我寫了一張賀年片，寄到美國去，再轉寄到香港。我后來給她打了電話，約她來看我一下，她就來了。那之后的幾個月，我對她有了更多了解。我們之間年齡的巨大差異是我始終考慮的重要問題，除此，沒有其他問題。

　　憂慮年齡的差異，我并不是怕人言可畏，說我和年輕人結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擔心的是，我不在的時候，翁帆還很年輕，我無法照顧她。無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決定再婚最大的憂慮。

　　《聯合早報》：后來你是怎樣解除這個憂慮？

　　楊振寧：我想了很久，后來想通了。我告訴翁帆，我不在的時候，她可以再婚，那樣就有人照顧她了。翁帆說，我不可以這么說。我說，這話是年紀大的楊振寧說的，年輕的楊振寧是不會這么說。對我來說，婚姻生活里，負責任的心理是一個重要環節。

　　能和翁帆在一起是巧合

　　《聯合早報》：很多現代婚姻，即便年齡相近，同文同種，最終也以離異收場。這讓我看到一段好婚姻，年齡、語言、種族并非絕對性的重要因素。你同意嗎？

　　楊振寧：對的。我想時代在改變，對婚姻的態度，人們逐漸從舊觀念解放出來。

　　《聯合早報》：你認為現代人對配偶的要求是不是也和從前不同了？

　　楊振寧：是的，當然不一樣了。不要說100年前，就說50年前也不一樣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越來越多現代女性變成職業婦女，婚姻面對的關系和問題都跟從前不一樣。這在中國和外國都一樣。

　　《聯合早報》：維持一段好婚姻，你認為最重要的因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