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財政“收編”的慈善

　　但2000萬元僅僅占據了當年捐贈總數的萬分之三。那么，面向公眾募集的抗震捐款中的絕大部分究竟流向了哪里呢？

　　徐永光一連使用了數個“看不見”來形容民間捐款的去向。

　　比如，民間公益組織看不見捐款。盡管地震后來自民間的社工、志愿者、NGO不計其數，但據徐永光的推測，高達760億元的捐款，“草根組織連1%都拿不到”。

　　比如，捐款人看不見捐款。捐款人完全可以將那些如同帶著“井噴”般熱情的捐款想象成匯入大海，你知道它在海里，卻無法知曉具體位置。如果有“較真兒的人”想要追查，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放心，經過嚴格的審計，捐款絕對用于震區。”

　　比如，震區政府看不見捐款。中央要求對口援建的省份拿出當地財政收入的1%，但根據中國青年報記者從專業調研報告中獲知的信息，這筆資金中，“竟然一半以上來自社會捐款，只有不到一半來自政府財政”。

　　比如，震區群眾看不見捐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在發生自然災害時或者境外捐贈人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作為受贈人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可以接受捐贈，并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對捐贈財產進行管理”。汶川地震后，政府直接受捐超過全部捐款的一半。兩大巨型慈善機構——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和中華慈善總會，獲得了三分之一的捐款。而這三分之一中的絕大部分最后也流向政府，“大部分都由政府落實”，“按照捐贈人的意愿使用”。

　　如今面臨另一場大災——截至4月8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專為西南大旱設立的籌款項目“春雨行動”到賬善款已達3730.5萬元；截至4月12日，中國扶貧基金會因西南大旱收到的捐贈物資和資金總額已超過2200萬元。與汶川地震時相比，如今的捐贈似乎并沒有兩年前那樣“井噴式的熱情”。在慈善界人士看來，這很正常，“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處于高潮”，并且大旱的悲劇情緒與地震所造成的“完全不同”。

　　針對大批旱災捐贈，關注一下其流向和使用情況，即“誰來執掌西南旱災捐贈”，或許并不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

　　徐永光直接指出：“很大程度上，現在不少民間捐款其實是在彌補公共財政的不足。”這位希望工程的創始人回憶道，曾經有人怒氣沖沖地質問他：“農村教育投入明明該是政府做的事，怎么最后卻由我們出錢？”

　　政府項目、慈善埋單的現象在當下中國屢見不鮮。今年2月，“陜西省府谷縣部分企業家捐助公益事業12億元”的新聞，或許可以成為這個判斷的佐證。在那場被媒體形容為“感人肺腑的捐資儀式”上，57位府谷當地民營煤炭企業家及其所屬的77家煤礦，現場捐資12億余元支持政府興辦教育、衛生事業。

　　府谷縣煤炭協會會長、興茂煤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黨忠表示：“所有這些捐贈全部是無償捐贈，由縣政府財政集中管理，全部用于興辦教育衛生事業。”

　　盡管這一舉動在新聞中被刻畫為“書寫新的傳奇”，但徐永光不能理解，“現在就是把慈善資源變成政府的第二稅源，這是越權的。政府應該依法收稅，企業應該依法納稅，沒有再捐第二筆錢的義務。如果想捐錢，應該捐給真正的慈善機構。”

　　“5·12”留給中國慈善最大的遺產

　　在不少專業人士看來，中國慈善的痼疾雖然深重，但許多良性的改變已在民間悄然萌發。

　　一位網友在天涯論壇發帖稱：“如果你真的想幫助西南人民抗旱，就不要再捐款捐水了。”這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相信，“監督好政府做好本職工作，發揮好輿論的作用，這就是對西南人民最好的幫助”。

　　“有了透明度才能開始談公信力”，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堅信這一點。甚至，社會上每一個對慈善機構公信力的懷疑聲音，都令他和其他一些中國慈善界的領軍人物感到欣慰，畢竟這意味著，“在大地震后，公眾對捐贈者的權利有了反思”。

　　王行最強調，這絕不是慈善界該排斥或漠視的聲音。“沒有捐款的公眾，也有權利監督捐款的流向。這種聲音是社會的進步。”他說。目前，這位秘書長已經分批將在西南大旱中接受中國扶貧基金會捐助的民眾名單公開在自己的網站上，“畢竟，對社會更有意義的并不是收了多少錢，而是做了多少事”。

　　令徐永光感到欣慰的是，汶川地震后，越來越多的基金會開始注重透明度，因為“公眾意識已對慈善體制構成有效監督”。以往，幾乎“壟斷”著慈善界的幾家“龍頭”基金，往往只公布“收”，不公布“支”。而此次，針對西南大旱捐贈，中國紅基會在自己的網站上分批公布了已撥出的超過2000萬元捐贈的使用方向，并特別注明“受助對象在領取時，要嚴格履行登記、簽字手續”，以便“進行網上公示和向捐方反饋”。

　　“公眾對于捐贈者權利的反思，是‘5·12’留給中國慈善最大的遺產。”徐永光說。

　　就眼下而言，59歲的于曉剛還并未從公募基金會那里看到希望。他甚至不能花太多時間接受記者的采訪，因為“正忙著制訂明年的防災計劃”。

　　這位正在幫助幾千名農民與干旱作戰的“無名英雄”說，拉市鄉目前至少有3個用水戶協會在開閘放水，嚴重的干旱并沒有對正常生活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忙于春耕的百姓“都很鎮定”，因此這里不會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我們的思路就在這田地里，永遠趕不上現實中的感動中國。”他隨即自嘲了一句。 本報記者 趙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