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汶川地震使中國的公益和慈善事業得到了一次全面洗禮。本版曾刊發報道《誰來執掌760億元地震捐贈》。如今，面對西南大旱，“5·12”經驗能夠提供何種參照？在中國的慈善的體系里，再次問一句：誰來執掌旱災捐贈、公眾捐贈如何得到最有效的使用？這，或許并不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

　　并不是西南旱區的每一個村莊都陷入了絕望。

　　至少在云南省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拉市鄉海東村并非如此。4月13日，已經是水庫開閘放水的第四天，只要灌溉情況符合預想，村民們很快就可以種苞谷了。在這場百年不遇的大旱中，能夠進行正常的春耕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幸運。

　　“2010年將是一個旱年。”早在去年9月，于曉剛看到拉市地區的水庫時就已經作出了這樣的預測。他是云南本地的一家NGO(非政府組織)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的主任。當時，水庫的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這名草根NGO負責人向自己參與組建的拉市鄉東灌渠用水戶協會建議，必須“舍小春，保大春”了。

　　2600多名當地村民是這個用水戶協會的會員，用水規劃需經過集體同意。他們決定聽從于曉剛的建議。“去年下半年應該放4道水，最后只放了一道水”，并且放棄耗水的小麥種植，全力灌溉當時正在冬眠、需水量較少的果樹。

　　半年前的預測如今已得到證實，海東村的村民們正在慶幸他們作出了正確的選擇，“說不定，今年還能種上辣椒、蘋果和冬桃”。

　　于曉剛曾因“開創性的流域管理計劃”而獲得被譽為“綠色諾貝爾獎”的戈曼環境獎。在美國的領獎臺上，他被稱為“最重要的無名英雄，為了保護自己祖國的環境而奮斗”。但是當這個幫助村莊度過大旱劫難的民間環保領袖回到中國，卻常常發現，自己難以申請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會的資金支持。

　　由于草根NGO的高度活躍，經歷汶川特大地震的2008年，曾一度被視為“中國NGO元年”。然而“元年”過后，尷尬仍不少。公募基金會主導下的慈善資源分配不合理，正是中國慈善的尷尬現狀之一。

　　“我們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們喝不到母乳”

　　追問指向特殊的“中國式慈善”。

　　在中國，能夠面向公眾募款的公募基金會并不多。一是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二是中華慈善總會，三是各個部委下設的基金會，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具有政府背景。”南都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說。

　　這種背景決定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些“中國慈善界的大家伙”很少將捐款交給位處基層的“小草根”。每年，巨額捐款在“大家伙”那里匯攏，之后，除了一些擁有自己項目的基金會外，其余的公募機構將絕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

　　這樣的選擇或許并非毫無道理，由政府公務員去進行本該民間公益組織從事的活動也非全無益處，至少“不需要支付人力成本，落實項目的能力也比較強”。甚至在此前清華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60.8%的受訪者認為，救災時，社會捐贈資金應該由政府統籌使用，只有9.7%的人認為不應該，還有29.1%人表示無所謂。

　　這種對于公益和慈善的認知，似乎成為“由政府統籌捐款”的最佳注腳。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紅十字基金會在半個多月的時間里就得到20多億元的捐款，而這個地方基金會當時只有17名工作人員。這筆巨大的捐款成了“懸在頭上的堰塞湖”。最終，錢要怎么花，“當然就只能政府來花”。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間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只有在中國，情況完全相反。”徐永光感嘆。在不少公益慈善界的專業人士看來，這完全就是“一個荒誕的景象”。

　　與此同時，一些草根NGO因為沒有募款權利，也難以獲得公募基金會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會尋求支援。“我們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們喝不到母乳啊。”這成為一種普遍的嘆息。

　　但實際上，無論是兩年前的地震，還是如今的西南大旱，至少在巨型災難面前，草根NGO或者說民間組織，已經因“服務更加專業”而顯現出了優勢。

　　此前，有媒體指出，在3月19日溫家寶總理親赴旱區視察之后，“救援活動才多起來”。而事實上，諸如大眾流域、潤土互助工作組等云南本地草根NGO，早在政府和輿論大力關注之前就開始了防范和救助的活動。曾在體制內公募基金會任職的徐永光直言：“草根組織長期在基層活動，對災情敏感。相比之下，大機構反應滯后太多。”

　　幫助村民們規劃用水甚至已不是大眾流域唯一關注的重點。因為云南特殊的自然條件，本來專長流域管理的于曉剛將目光投向“防災減災”。聽村民說起麗江曾經地震，他和自己的團隊就幫助村里蓋“抗震房”。那算不上什么高端技術，“但相當實用，”于曉剛說，“用三角鐵和抓釘加固，完全有可能大大減少地震發生時的傷亡。”

　　這是他們一貫的防災理念，“我們沒錢，也不會忙于送水送糧，但只要花1份錢，就可以防范10份的災害損失”。顯然，從海東村在大旱中的表現來看，這種低成本的“草根做法”已經在發揮效力了。

　　盡管“成本不高”，但也需要資金支持。如同汶川地震前一樣，大眾流域目前仍然以境外基金會為主要的資金來源。“中國還缺乏很好地培育公益組織的土壤。”一名慈善界資深人士稱。

　　一份1995年來自美國的研究報告表明，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創造了整個國家十分之一的勞動崗位。一項來自中國民政部的報告則描繪出截然不同的圖景：2008年新出爐的數據顯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從業人員只占服務行業的0.3%。

　　當然，汶川地震過后，草根NGO的生存狀況還是發生了些許改變。在“5·12”過后的一個月，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從接受的13億元捐款中拿出2000萬元，面向全國的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公益服務機構公開招標。紅基會秘書長王汝鵬曾公開表示：“這2000萬的招標，社會影響超過了13個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