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說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訴訟主體、海牙公約這些詞，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贏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說：“要他們知道自己做錯了。”

　　二審再次敗訴。這位倔強的老人用土語嚷道：“只要活著就上訴到底。”

　　在日本，老人并非一無所獲。她收獲了好心人送來的櫻花糯米餅，還收到一根輕便的桃木拐杖。拐杖是一位95歲的老太太送的，老太太一直使用這根拐杖很多年，她希望這根幸運的拐杖能給陳金玉帶來長壽，能看到勝訴的那一天。

　　可只有這位八旬老人自己知道，留給她的時間不多了。隨著身體越來越差，她甚至害怕出門，擔心一走遠就再也回不了家。

　　從日本返回海口的當晚，由于廣州大雨導致老人乘坐的航班備降珠海，待航班飛到廣州時已經是深夜12點。航空公司考慮到老人年事已高，愿意為她安排免費食宿，可老人執意要回海口。她說，自己“只想回家，再晚也得回家”。航空公司不得不讓她乘坐最后一個航班回到了海南。

　　老人如此惦念自己的家，其實在很多人眼里，那簡直不像一個家。兩間矮小的破黑屋，沒有一扇窗子，屋里唯一稱得上電器的，是5瓦的燈泡。屋里唯一能看到色彩鮮艷的東西，是陳金玉20多年前為自己織的一條麻布筒裙，筒裙紅、綠、黃的線條相間成圖案，只有在節日，老人才會穿上它。

　　小屋前擺放著老人的棺材，因為沒有油漆，又經十多年的風雨侵蝕，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兒子文大英認為，那只是普通的木材所制，可母親非要說是上等的木材，是黃花梨。

　　就這個話題，母子倆可以爭論上10多分鐘，誰也說服不了誰，但爭論時，他們都面帶微笑，似乎并不在意結論如何。那時候，兒子覺得這個“彎得像把尺子”的母親更像一個孩童。

　　偶爾，老人也會看著棺材，傷感地自言自語：“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個了。”

　　在老人的一生中，相伴她最久的除了那些傷疤，就是一只鐲子了。

　　有人夸她：“你手上的銀鐲子很漂亮嘛！”這時，她會掩住嘴角笑出聲來說：“哪里是什么銀鐲子呦，是鋁的。”

　　她說：“這個鐲子是20多年前，老伴還在世的時候，取下廢棄的暖水瓶上的鋁，我給它彎成了一個鐲子，老伴幫著打磨光滑，一直戴到了現在。”

　　在老人眼里，已經離世10多年的老伴，是她一生中最親的人。“這一輩子，他從來沒有打過我。”盡管知道她的那段經歷，他卻從來沒有說過難聽的話。丈夫是個草藥郎中，每次到外村看病，都不忘給她帶瓶小酒。

　　說起往事，老人像小姑娘一樣有些害羞，右手拉扯著一件紫色的舊毛衣。

　　正是這件毛衣又惹起了陳金玉的傷感，當著眾人的面，她淚流滿面，像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緒的孩童。紫色毛衣是20年前一位親戚送給陳金玉的，那位親戚前幾年去世的時候，陳金玉甚至買不起紙錢送那位親戚一程。

　　但5個兒女也毫無辦法。他們也很貧窮。兒女們能提供的只有可供溫飽的稻米和一點點買菜的零用錢。

　　哭完了，再提起其他的話題，陳金玉又開始有說有笑了。

　　在兒子文大英的眼里，母親是個極會享受生活的人。“媽每天4點多就起床了，現在是冬天，她會先烤烤火，然后做自己最喜歡吃的飯菜，把粥煮得爛爛的，野生茄子炒出來也沒有一點點苦味。”

　　文大英說，身體好時，她在小屋前紡棉花，做筒裙，曬蘿卜干，每天下午4點多，她就會自己抱著一小捆柴火，燒上熱水，慢慢擦洗自己的身體，然后舒舒服服躺下睡覺。

　　當然，“日本娘”的稱呼還是會時不時從她家門口飄過。她說，這么多年來，甚至路邊的小孩都為此奚落她。有人嘲諷她：“以前干過那樣的事，干嗎不干脆嫁給日本人，為什么還留在這里。”

　　為此，陳金玉從不愿意去鄰里家串門，她受不了鄰居們偶爾暴露出來的異樣眼光，也受不了有時無話可說的冷場。

　　最讓她難過的是，自己的孫輩也這樣看。有一次，她的孫女對她說，不應該站出來去指控日軍的種種暴行，更不應該把自己過去的事情再拿出來給別人說。

　　這位天性樂觀的老人，如今愛上了看電視。偶爾，她會樂顛顛地去一個有小彩電的孫子家待會兒，她聽不懂電視里的話，可她很喜歡“花花綠綠”的色彩，但很快，她的眼睛就會疼，簌簌地掉淚，她感嘆自己“實在太老了”。

　　只有跟5歲的重孫在一起，她才會忘掉自己的年齡。她弓著腰，跟著小屁孩，一絲不茍地學說普通話“吃飯”、“你好”。 (記者 任明超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