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慰安婦最后的日子

　　這位84歲的慰安婦，兩次站在日本的法庭，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她堅稱“只要活著就上訴到底”。她一生走不出那段歷史的陰影，晚年貧病交加，又遭身邊人的歧視，這讓她生活在另一種現實的陰影里。可她仍然堅強、樂觀、愛美——

　　84歲的陳金玉老人，一生不曾學會識文斷句。她更未想過，自己會成為書卷的一部分。

　　有好幾本書里，她滿臉皺紋的照片占據了許多頁碼。可即使是大特寫，也很難辨識出老人臉上的那幾道傷疤。60多年的光陰，已將它們融為皺紋的一部分。

　　然而這些傷疤始終刻在老人的心上——她是位慰安婦。

　　當地人把慰安婦稱作“日本娘”，意即日本人的新娘。對陳金玉來說，這是最侮辱人的一種稱呼。

　　陳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加茂鎮的北賴下村。她一生的頭75年里，幾乎沒有到過家門口10公里以外的地方。

　　即便是那個改變她一生命運的“慰安婦服務處”，也距她家門口不過數公里。她常常“一不小心”就路過那里。如今，那里拆了，建起了一片商鋪。

　　然而，有些東西是永遠拆不掉的。幾十年來，陳金玉經常做噩夢，夢里日本兵追她，她不停地跑，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兵，到處是光禿禿的，沒有躲藏的地方。驚醒之后，她常常“嚇得心怦怦亂跳，全身都在顫抖”。

　　2007年8月出版的《真相：慰安婦調查紀實》這樣記錄了陳金玉的經歷——

　　“1941年年初，日本人在我們這里建據點的時候，我16歲。當時日本人把我抓去當勞工。開始我被派去種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編入了‘戰地后勤服務隊’，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戰地后勤服務隊’是干什么的，只以為當了服務隊隊員比其他勞工要輕松一些。

　　“在我當了服務隊隊員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飯，日本兵來到我們住的工棚，嘰里呱啦說了一陣子后，翻譯就對我說：皇軍叫你現在去他的房間，有事找你。當時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著他們去。

　　“從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強奸。就連來月經的時候也沒有被放過。”

　　如今，她的大腿、臉上、口腔，有好幾處日本人留下的傷痕。

　　這些傷痕伴隨了她大半個世紀，可她從沒想過去討要什么。直到1996年，海南省政協組織一個課題組，調查二戰期間的受害人，一位叫陳厚志的志愿者找到了這個滿口黎語的瘦小的老婦人。

　　她的生活半徑一下子超出了這個到處是椰林的海島。這個身高1.5米左右的老人，開始了她與時間的一場馬拉松賽跑。

　　2001年7月，陳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婦”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并賠償。一審敗訴。幾年間，4位老人相繼離世。

　　2008年12月，干瘦如柴的陳金玉終于走出家鄉，第一次乘坐海航免費提供的航班，到日本以原告的身份在二審中出庭。

　　老人患有嚴重的風濕病，腰已經彎曲成大鈍角。小兒子好幾次看見她“腰痛得在床上打滾，一個人躲在屋子里哭”。

　　可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她的背挺得很直。這位病弱的老人給當庭的60多位旁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記錄了當時的場景。當法官問到老人第一次受害的情況時，老人在講了一半之后，終于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那時，我才14歲呀！”

　　因為過于激動，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律師們為阿婆請來保健醫生，上前摸搓老人的背部，安慰她。

　　當時，82歲的日語翻譯德永淳子哭了，坐在辯護席上的杉浦律師流淚了，旁聽席上的一部分人的眼睛也濕潤了。見此情景，法官宣布暫時休庭幾分鐘。

　　休庭的時候，旁聽席上沒有人站起來，沒有人走動，更沒有人說話，大家默默地注視著這位老人。法庭格外安靜，只有老人的哭聲在法庭里回蕩。

　　次年，老人的背彎得更厲害了，這一次，她不得不坐在輪椅上再赴日本。

　　她說：“就是爬，也要爬去討回一個公道。”出庭前，她特意把頭發梳了又梳，戴上一頂航空公司送給她的新帽子。旁人說：“83歲了，她依然愛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