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院作為公訴方，并非總是絞盡腦汁要把犯罪嫌疑人“往重罪里推”，他們是根據實際案情制定公訴目標的。“例如，在某些案件中，檢方長時間無法舉出關鍵性鐵證，而犯罪嫌疑人卻已經在看守所羈押了一年半載，按理說，法院此時可判無罪釋放。但判無罪釋放意味著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請國家賠償，公、檢方的有關辦案人員將因此承受極大的壓力。法官平衡各方利益，往往判個一年半載——實際上相當于當庭釋放。大家心平氣和、皆大歡喜。”

　　在美國，法庭上更是允許存在合法的“交易”，人稱“辯訴交易”。檢方光明正大地告訴犯罪嫌疑人：“你現在涉嫌三項罪名，如果你主動招認其中一項，其他兩項就免了。”

　　為什么給壞人辯護？

　　不少刑辯律師告訴記者，與“三難”等工作上的不順相比，民間對刑辯工作的缺乏了解，才是他們職業榮耀感低落的主要原因。與“撈人”、“撈錢”等貶義詞類似，社會上對刑辯律師還有諸如“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等低下的評價。

　　談及刑辯律師的職業形象問題，許昔龍有件不得不說的、親身經歷的故事。有一天，鄰居遇上許昔龍時問他：“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叫許昔龍的律師給一個罪犯辯護，是不是你？”許昔龍回答“是我”。

　　鄰居臉色驟變：“那些人都已經被抓起來了啊，你為什么給壞人辯護？”許昔龍向他解釋：“‘壞人’也有辯護權呀，辯護權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可鄰居就是無法接受許昔龍的解釋。

　　趙運恒向記者透露了他與當事人之間的磨合：“有時候，當事人要求我做無罪辯護，根據案情，我建議做罪輕辯護，當事人有可能同意，也有可能不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多半得順著他的要求去辯護，因為，律師是受雇于當事人的，得對當事人負責。”

　　“極端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控犯有甲罪，辯護律師調查發現他的當事人除此之外，還犯有公、檢雙方所不知的乙罪。這時候律師該怎么辦？根據法律規定，律師不僅沒有義務舉報當事人的罪行，甚至有相反的義務——有義務不舉報當事人的罪行。否則，當事人將不再信任律師。只有基于以委托關系為基礎的信任，我們的司法制度才能正常運轉。”

　　轉向民事訴訟成趨勢

　　在此次重慶“掃黑”風暴中，重慶市高院執行局原局長烏小青落馬(并在羈押期間上吊自殺)，重慶女律師胡燕瑜隨之落馬。根據目前披露的情況，胡燕瑜與烏小青關系非同一般。

　　某北京律師告訴記者，他早前曾與胡燕瑜有過一面之緣，人們在向他介紹胡燕瑜時是這樣說的，“她是大律師，一個案子賺了4000萬元。”

　　“我當時心想，一個案子賺4000萬元？她是律師嗎？商人做生意才有可能一次性賺這么多錢。”這位律師當時心想。果不其然，胡燕瑜翻了船。

　　這位律師對當時在場同行們的羨慕神情記憶猶新，他嘆息道：“現在很多律師都以掙錢的多少來衡量‘大律師’、‘小律師’。這種價值觀的扭曲，是導致這個行業存在頑疾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記者了解，同等業務水準的刑辯律師與民商事律師、非訴訟業務律師相比，收入要低許多，“差好幾倍”。興趣，是刑辯律師當初選擇這一領域的重要原因之一，還有不少刑辯律師向記者坦言：如果能夠時光倒流、重新選擇，我肯定不再做刑辯了。風險大，麻煩多，回報少，人太累。“目前，律師界存在刑辯律師轉向民商事訴訟和非訴訟領域的趨勢。”

　　律師費為何有150萬？

　　案發后“撈錢”指責不斷

　　李莊在龔剛模一案中收取的150萬元律師費更是引起了社會輿論廣泛的討論——律師費緣何如此昂貴？

　　記者在北京了解到，北京市司法部門與物價部門并未就律師刑事辯護的收費設置上限。

　　而在重慶方面，對律師收費上限的硬性規定也已于2006年12月1日廢止，轉而規定：實行市場調節價的律師服務收費由律所與委托人協商確定。吳家友“私收律師費”的行為正是違反了此規定。

　　記者拿到了一份龔云飛與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簽訂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協議》，協議約定，代理權限包括：咨詢、刑事辯護、民事代理和法律顧問。代理費：150萬元。有知情者告訴記者：“據我所知，這150萬元還包括處理龔剛模公司資產的酬勞。”

　　而這150萬元也不可能全部落入李莊的腰包。首先，這筆錢需要納稅；其次，除了李莊，康達律所還指派了馬曉軍律師與其搭檔。此外，李莊作為合伙人，需要從代理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份子錢”，以供律所維持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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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著名刑辯律師

　　因詐騙罪被判11年

　　2008年5月21日，遼寧省營口市站前區法院判決認定廣州著名律師馬克東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并處罰金50萬元。馬克東提起上訴，但二審維持原判。

　　法院認為，馬克東在2001年代理涉黑人員宋鵬飛、趙文剛等人涉嫌故意傷害案時，“采取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等手段，兩次共騙取趙文剛人民幣100萬元。”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也高度關注，召開專題會議，并邀請刑法專家進行論證。專家們出具的論證意見書認為：馬克東的執業中確實存在律師費未入賬、聲稱與法官有關系可以幫助協調等違規行為，但其行為不符合刑法關于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2008年7月23日，來自廣州、深圳的253名律師聯名“上書”，向全國人大和司法部提請“關注馬克東案，保障中國律師的命運和執業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