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撈人”？“撈錢”？“造假”？“教唆”？ 律師犯案引發種種議論讓中國刑辯律師形象跌至谷底

　　12月30日，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莊涉嫌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案將在重慶市江北法院開庭審理。李莊案發生后，“撈人”、“撈錢”、“造假”、“威脅”、“教唆”、“炫耀”等形容他這個“無良律師”的貶義詞見諸報端。

　　在重慶“掃黑”風暴中遭受類似輿論譴責的刑事辯護律師絕不只是身陷囹圄的李莊，素以為農民工維權而深受各界好評的“民工律師”周立太，他此番因給開縣老鄉——“米老鼠”李義辯護而名聲直落千丈，甚至被網友冠以“黑老大的狗頭軍師”的稱號。

　　毋庸置疑，刑辯律師的職業形象已經跌至谷底。刑辯律師究竟是個怎樣的職業？他們正經歷著怎樣的“紅”與“黑”？他們有著怎樣的喜怒哀樂？帶著這樣的問題，記者來到了中國的法律中心——北京，試圖繪出一幅中國刑辯律師的群體素描。

　　素以幫助農民工維權而出名的“民工律師”周立太對“黑老大的狗頭軍師”這一侮辱性稱謂帶給自己的壓力與不快。因為給“米老鼠”辯護，他多少年如一日為弱勢群體做的善事，仿佛都被人們“選擇性遺忘”得一干二凈。人們只記得：他給“黑社會老大”辯護。而據周立太自己透露，他接手這個案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事人的岳父與他相熟，律師費僅為5000元。

　　刑辯：高危的行業？

　　上周二上午，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許昔龍急匆匆地趕到辦公室。頭一天，他剛“朝去夕回”地去了趟東北，會見身陷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雖然有些疲憊，但沒完沒了的工作讓許昔龍必須不停地奔走、不停地思考，他正在代理的案件，包括“黃光裕系列案”。作為溫州人，已經從事了7年刑辯工作的許昔龍在“全民皆商”的家族中是個“異類”。

　　李莊案發當天，許昔龍湊巧在重慶，他第一時間聽說了北京同行“出事”的消息。案發后，有法律界人士驚呼“刑辯律師已經成為一個高危職業”，許昔龍的同事、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趙運恒便持這種觀點，許昔龍卻不這么看。

　　趙運恒認為，工作性質決定了刑辯律師的風險系數偏高。“某些刑事案件摻雜有政治、‘民意’等法外因素，比如，為高官辯護、‘掃黑’都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一旦刑辯律師逞書生意氣，把事態簡單地理解為‘單純的法律問題’，就有可能出現意外。”

　　抱著“撈人”心態找律師

　　許昔龍的視角有所不同：“任何職業都有底線，不守住底線，任何職業的從業人員都有可能出事。法官安全嗎？上到黃松有，下到普通法官，一年下來，出事的有多少？刑辯律師出事的概率，就真的要高于公務員嗎？”

　　這幾天，“撈錢”、“撈人”之類的字眼頻繁地出現在許昔龍的視線里，他的內心泛起一陣悲涼。與此同時，“底線”一詞也反復地出現在他的腦海里。

　　“李莊案的真相，法院還沒判，誰都說不準。但有些報道有失公允、以偏概全，深深地傷害了我們的職業形象。我也在反思，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輿論？不可能完全是無中生有吧？”許昔龍自省道。

　　“業內的確有‘撈錢’、‘撈人’的律師，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屬是抱著‘撈人’的心態找律師的。”許昔龍直率地說。從業7年以來，許昔龍已經記不清具體代理過多少起刑事案件了，但有一點他很確信：有相當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家屬找到他，都是假定他“有能力撈人”。也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家屬，是沖著他的業務水平登門求助的。

　　在大多數犯罪嫌疑人的家屬看來，判斷律師“好壞”的標準，主要是律師的關系網是否足夠廣，業務水平反倒是次要的。為了鐵窗內的親人能夠少吃苦甚至不吃苦，有的家屬在簽訂委托協議之前，要求許昔龍承諾結果。“根據法律規定，這個案子大概會怎么判？如果要判3年，你能不能爭取到只判1年？如果要判1年，你能不能爭取到無罪？”

　　面對犯罪嫌疑人家屬的這種普遍心態，許昔龍很無奈，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們解釋：律師業是服務業，律師提供的是法律服務的過程，而非“公關”和審判結果。律師可以根據法律知識預料結果，但無法、也不應承諾審判結果。“我無法給你承諾，你認為我行，就委托我；認為我不行，就另找他人吧。”

　　許昔龍此言一出，許多犯罪嫌疑人家屬扭頭就走，他們只相信“關系”，他們要找的是“神通廣大的律師”。但事實上，所謂的“關系”，未必靠譜。

　　“三難”讓刑辯律師無奈

　　記者發現，就刑辯律師是否真的高危，業內觀點不一。但“履職不暢”，已經成為刑辯律師們對自身工作現狀的普遍抱怨，這集中表現在刑辯律師會見當事人難、查閱卷宗難和調查取證難這“三難”問題上，“《律師法》沒有真正得到貫徹”。

　　2007年頒布實施的《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但接受記者采訪的刑辯律師們普遍反映，在某些地區，當地偵查機關要求會見犯罪嫌疑人的律師人數必須在兩人以上；會見過程中，常有警察陪同；證件齊全，會見當事人也仍需經有關領導批準，有時遲遲無法獲批，導致無法會見。

　　接受記者采訪的刑辯律師們一致認為，《律師法》的“見首不見尾”，是導致其流于文字、失于貫徹的主要原因。“一條完整有效的法條，必須有后果性規定作后綴，得規定有關方面違反這條規定將承受什么后果。但《律師法》只規定了律師有會見權，卻沒有規定偵查機關侵犯律師的會見權將承受怎樣的后果。這樣的法律規定，幾乎等同于沒有規定。”

　　與公檢法雙向互動

　　趙運恒認為，因為兩點理由，某種意義上刑辯律師是公安機關“天然不歡迎”的人。

　　首先，律師的介入，會“助長犯罪嫌疑人的底氣”。一旦刑辯律師介入，客觀上就能給犯罪嫌疑人壯膽。律師通常會設法緩解犯罪嫌疑人的緊張情緒：“想開點，你的行為有可能不構成犯罪。”這便給公安機關的審訊工作增加了難度。

　　此外，律師的介入，將使公、檢雙方受到專業知識方面的挑戰，平添一只“攔路虎”。“如果律師通過調查取證和法律辯護，最終說服法官判犯罪嫌疑人輕罪甚至無罪，公、檢的面子可能就會掛不住——歷盡千辛萬苦逮到的人竟然無罪？這涉及辦案人員的績效考核。”

　　當然，刑辯律師并不總是公安機關的“敵人”，他們之間有時又會出現愉快的合作，例如，律師在調查取證中發現了公安機關此前沒有發現的新線索后，可以向公安機關匯報，這有助于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