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黨政官員到高校兼職，是否違背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對新的社會分配不公有無影響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12月14日，本刊記者通過瀏覽清華大學新聞網發現，僅在11月一個月時間內，就有三位在任黨政官員先后被清華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據了解，在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北京市副市長陳剛、深圳市政府黨組副書記劉應力這三位受聘官員中，除劉應力外，其他兩位均為清華校友。

　　近年來，我國在任黨政官員到高校兼職現象日趨普遍。特別是有些黨政官員到知名高校兼任院長等職務，還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或博士生導師。為此，一些地方的大小黨政官員，也上行下效紛紛到高校兼職。

　　多位受訪者認為，在任黨政官員熱衷到高校兼職，似乎強化了高校“官本位”現象，事關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也關系到新的社會分配不公問題，這已經影響高校教學科研與學術精神的健康發展，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官員到高校兼職為數不少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一些部委與部屬高校聯合辦學，高等教育進入大發展階段，到高校兼職的官員也逐漸增多，并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

　　僅在今年內，除前述外就有多位在任黨政高官受聘到高校兼職——11月18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5月29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受聘為華中科技大學兼職教授；2月26日，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李守信受聘為浙江大學兼職教授……

　　此前，在任黨政官員到高校兼職，有些一度引起社會關注。

　　比如，2004年6月23日，時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接受山西財經大學聘任成為兼職教授。2003年1月23日，前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接受河南大學聘任，成為客座教授兼博士生導師。

　　據了解，到高校兼職的黨政官員，主要有兩類情形：第一類是原本在高校教書和擔任領導職務，轉到黨政機關領導崗位后，仍在高校兼職；第二類是在黨政機關任職，受聘到高校兼職。

　　從以往各地的相關報道來分析，第二類情形更為常見。有些地方甚至以文件形式要求官員到高校兼職。日前，廣東省實施“百名客座教授制度”，有一百名廳局長、處長被挑選兼職省內各高校客座教授。

　　被疑與高校“利益互換”

　　多方信息顯示，大多數高校領導非常贊同有學術成果的官員到高校兼職。他們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通過這些黨政官員的言傳聲教，可使學生得到更多來自實際工作的經驗。

　　在采訪過程中，本刊記者接觸了幾位在高校兼職的地方黨政官員，他們給記者的答復也比較謹慎，與多數官員在受聘儀式上的表態一樣——受聘于高校，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責任，自己會為高校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但記者走訪發現，對于官員到高校兼職，來自受訪者的更多是質疑和非議。他們普遍認為，現任黨政官員作為公權人物，手握權力資源，到高校兼職容易導致與高校“利益互換”。

　　“在任黨政官員到高校兼職，就難免給人一種不務正業的感覺。”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些兼職官員大多聲名顯赫，請他們兼職還可提升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的名氣，這也是高校熱衷請官員兼職的主要原因。”

　　對于其間的“潛規則”，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曾經一言道破：“部長、市長、書記做兼職教授，甚至帶博士生的事情，正方興未艾。學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員手中權力所能給學校帶來的好處。”

　　“黨政官員到高校兼職，不但有豐厚的報酬，還可博得‘學者型官員’的美譽和名份。”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楊帆教授對本刊記者說，“這種利益獲取是雙向的，黨政官員在高校兼職，高校勢必也要利用其力量和資源謀取更大的利益。當然，這對高校領導以后走仕途升遷，也是一些資源積累。”

　　據反映，有的有在任黨政官員兼職的高校，確實由此獲得不少行政資源的傾斜，比如省市長或常委，則可能在征地、公用設施等方面提供特別優惠；若是教育系統官員，則在人、財、物指標以及審批辦事等方面得到便利；若是財政官員，則可能多撥一點教育經費。

　　多位受訪者指出，在任黨政官員在高校兼職后，有可能通過自身的便利條件，或兼職授課，或搞課題，或擔任碩導博導，從而“名正言順”地獲取豐厚報酬。“有些黨政官員在高校兼職是無償的，但這樣的情況少之又少。”

　　不少知情人向本刊記者透露，有的官員到高校兼職，也是沖著“學者型官員”的美譽和名份而來，因為一旦變身“儒官”，不但可在上級心目添加了分量，如果是兼職碩導、博導的話，還可培養提拔一批“弟子”，為自己的“圈子”儲備更多人脈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