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金色年代”

　　到上世紀90年代，對外國記者的管理開始放松，外交公寓也還原了“公寓”的本來面貌，不少外國媒體記者仍在那里辦公，因為租金相對低廉。道瓊斯駐華機構多年前搬離了外交公寓，在北京豐聯大廈等商業寫字樓租用了辦公室。

　　如今，《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增加到9人，7個人在北京，2個人在上海。《華爾街日報》還聘用了7個中國研究員。因為中國規定外國媒體不能直接招聘中國人當記者，所以他們只能是“研究員”。整個道瓊斯在北京有130多人，上海有50多人。

　　“我們的記者生活、居住很自由，在北京的機構正準備搬家，換到更適合集中辦公的地點。”安迪·布朗說。

　　繼上世紀30年代之后，現在是西方媒體在中國的又一個“金色年代”。中國近年來的變化與轉型，以及不斷增加的開放度，都使得中國成為西方記者最愿意關注，也很能出新聞的地方。

　　2001年，伊安·約翰森因為一篇來自中國的報道拿到了普利策新聞獎。

　　面對“金色年代”，西方媒體也遇到很大挑戰。盡管駐華記者人數在劇增，自由作者隊伍也在擴大，但主流西方媒體卻未能很好地利用這樣的機遇。新聞線索上對中國本土媒體的過分依賴，尚顯薄弱的中文水準和對中國的粗淺了解，網絡媒體和私人博客的興起，以及利用二手資料而不再恪守以采訪而來的事實立論，使西方媒體走進了瓶頸。

　　2007年1月1日，中國取消外國記者異地采訪的限制。布朗給這一政策以“歷史性”的評價。

　　很多外國記者都拿它作為護身符，“如果去一個地方政府采訪，遭到阻攔，我們也可以說，你們政府出臺了新的法律和規定，我們有權利來采訪，理直氣壯。” 伊安·約翰森說。

　　伊安·約翰森記得，以往去不同地方采訪，要先得到當地外事部門批準，“這是必須的，給你通行證。現在不一樣了。我們可以很自由地去中國各地采訪，只要你了解到感興趣的新聞線索。”雖然，伊安·約翰森仍習慣去外辦那里了解情況，但只是為了工作更方便，而不是“蓋章”了。

　　在伊安·約翰森看來，中國的透明來源于自信。“近年來，采訪‘兩會’、奧運會⋯⋯我們得到很好的配合和服務，信息更加公開了。”國務院新聞辦、外交部也會組織定期或不定期的外國記者招待會。

　　而一些國有企業負責人和政府官員仍“怵頭”接受外國媒體訪問，令布朗費解，“現在，中國的銀行業、電訊業等行業的綜合實力很強，占到世界第一、第二或者第三位了，但國外對它們還是不熟悉。要真正走向國際市場，就應該多讓外界了解。”

　　“現在中國的新聞環境，的確比以前進步了很多，但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秦家驄說，“比如，我覺得西方記者不是故意抹黑中國，他們大多數也沒有什么外國勢力背景，中國仍需要進一步公開。”

　　“中國的變化是漸次的，中國社會是立體而深刻的，需要身體力行地去體驗，去發掘選題。”伊安·約翰森說。

　　2001年，中國剛剛進入網絡時代的時候，《華爾街日報》就辦起了中文網。

　　“我們以網絡為平臺，以中文為工具，網站24小時更新，提供取材于《華爾街日報》的重要商業、金融市場和科技新聞，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了。現在，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是投資和股票，中國的中產階級也登上國際舞臺，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依賴網絡，我們的網站就更有人氣。”安迪·布朗說。

　　“獨立思考”和“會講故事”是《華爾街日報》報道的特色。2006年，一本《<華爾街日報>是如何講故事的》曾在中國新聞學子中熱銷。

　　《華爾街日報》外事記者羅伯特·基特利無疑是講故事的老兵。

　　再看看他記錄中國1971年的文字吧——

　　有一位最近到過北京和莫斯科的訪客說：“同莫斯科比較起來，北京的食品市場簡直是購物者天堂。”若同其他自稱為社會主義的首都——如新德里等比較，中國市場上廉價必需品之豐富和充裕，更是令人吃驚。奢侈品較少，即使有，也故意提高售價，以抑制需求。

　　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今天的生活至少是過得去的。若同過去比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

　　每周工作48小時，是全國的標準。此外，另有6小時用于集體學習毛主席著作。

　　一位通常抱著懷疑心理的西歐人，在北京的時候說：“你至少得承認，這個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做了極其了不起的工作。”

　　⋯⋯

　　如今，基特利已遠離新聞一線，長居華盛頓，撰寫評論文章。

　　兩個月前，新疆發生了暴亂。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的幫助下，伊安·約翰森和同事們去了那里報道。“西藏是不容易去，但也不是不能去的。”

　　隨著“中國熱”的持續升溫，今天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將繼續關注中國的故事，而他們只是外國記者，不再是“外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