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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年前，羅伯特·基特利一個人為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形象”而激動。如今《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增加到9人，7個人在北京，2個人在上海。他們自由地居住生活，體驗著中國社會的變化

　　本刊特約撰稿/陳君 本刊記者/王艷

　　9月19日晚上，《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伊安·約翰森在北京參加了一場婚禮，喝了不少酒，“像中國人一樣，我習慣了在北京的生活。”

　　“記錄中國的現在和變化，關注普通人的生活”，是伊安最感興趣的事情。就像他的前輩羅伯特·基特利一樣。

　　作為《華爾街日報》外事記者，基特利1971年6月“獲中國高層批準”到北京、上海等7個城市采訪，成為新中國建國后《華爾街日報》來華第一人。

　　“看來中國一切恢復正常了。經過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過分的行動之后，秩序已恢復——有些過分行動，是西方過分夸大的⋯⋯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今天的生活至少是過得去的。若同過去比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當年基特利的報道在西方引起關注。

　　如今，這些文字依然生動。

　　人民大會堂的座上客

　　1971年的北京街頭，幾乎難覓外國人的蹤影。

　　自1949年以來，“紅色中國”就一直令西方媒體充滿了質疑和恐懼。第一個要答疑的人是美聯社記者蘭卡什爾。1956年年底，致信周恩來獲得簽證后，他走過羅湖橋，成了第一位踏足中國大陸的北美記者。

　　6個星期里，蘭卡什爾奔走8000公里，從中國大陸發來長篇的報道。“中國就像一部由6億個零件組裝的超級機器，以最快的速度運轉著。”蘭卡什爾描述道，“6億中國人忘我地埋頭苦干，要把他們落后貧窮的祖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后來，中國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又把剛剛向外國記者開啟縫隙的大門沉沉關上。

　　“那時能來中國的記者，鳳毛麟角，說是記者，但都被視為貴賓或外賓。”曾在美聯社實習的美國留學生杰克感嘆道。他2008年來到中國，“掃街”成了主要采訪任務，而不是像羅伯特·基特利，能夠進出人民大會堂，成為座上客。

　　先后擔任《華爾街日報》出版人、《南華早報》和《香港日報》主編的基特利，永遠不會忘記1971年6月21日的夜晚：他和夫人，與《紐約時報》助理總編輯托平夫婦、《每日新聞》社長兼發行人阿特伍德夫婦等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受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和宴請。

　　作為為中美破冰造勢的首批美國記者，他們已經在中國采訪了數周時間。此前，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黨媒體記者才得到邀請。“那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刻。我還帶著妻兒，他們也都非常難忘這段經歷。”基特利2008年在復旦大學作演講時回憶道，“對中國的看法，也從此改變。”

　　會見時，翻譯冀朝鑄和唐聞生分別在周總理左右入座。唐聞生感覺“這是老朋友的聚會”。

　　周恩來對大家回憶了壯年時期在南京度過的歲月，感慨道：“現在作為總理，我就沒有那么自由了。”說到這里，他用開始出現壽斑的手指著基特利手里的筆記本說：“比如，我現在說一句，你們就記一句。”

　　借助外國記者的筆，周恩來談了新中國對臺灣政策等問題，強調中國將永遠不會允許為臺灣“獨立”而舉行的公民投票，因為這問題不存在，臺灣人都是中國人。

　　新中國領導人的風采，令基特利難忘。之后不久，他又參與了尼克松訪華的報道。

　　不過，基特利還是習慣把目光瞄準大時代背景下的普通人。法國記者羅拔·紀蘭的專著《中國印象》，就記錄了基特利1971年的一篇關于中國社會的報道。

　　“工廠和人民公社，正在創出新的生產紀錄。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進行著基本建設。食品和基本消費品，看來供應充裕，絕大多數家庭，都有充裕能力，購買生活必需品⋯⋯所有這些，構成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的形象。”基特利寫道。　　幾周時間里，基特利等美國記者訪問了“中國遼闊地區的七個城市”，也走訪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在市內、市郊的工廠、公社，所見所聞，都顯示出一種全國一致性。山西省領導人甚至說，他們已消除了省級政府中6/7的高級職位。精兵簡政，是當前一個口號。”

　　偶有空閑時間，基特利領著兒子溜到了北京的街道。一位男子為了看這對金發碧眼的父子，差點撞到柱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