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衛平坦言，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申請執行人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時，負有提供被執行人財產線索的舉證義務。但在現實當中，由于當事人沒有調查手段，很難查找到被執行人的財產。而法院又受案多人少的困擾，難以顧及到對所有執行案件都窮盡財產調查措施。這就導致一些案件不能及時執行，引發當事人對法院的不滿。

　　疑慮

　　調查令會不會淪為“介紹信”

　　執行調查令的實施，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熱議。有人提出疑問：“法院授權律師行使調查權有無法律依據？”有人擔心：“調查令會不會淪為‘介紹信’？強制措施能不能落到實處？”

　　“在調查令推行的初期，估計有些單位還會有些抵觸。但試行這種制度，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保障措施的，不會流于形式。”面對社會熱議，河南省高級法院院長張立勇坦言。

　　“根據試行規定，接受調查人應當于收到調查令之日起7日內向持令人提供調查令所指定的證據。”張立勇說，關于調查令的內容有著具體、明確的運用程序：不允許律師現場發揮，使用調查令的律師姓名和單位甚至律師證編號都必須在調查令中載明。同時，調查令上還有法院的印章和簽發法官的姓名，被調查單位隨時可以和法院聯系。

　　“現行法律制度雖沒有明確的關于執行調查令制度的規定，但是從相關的法律條文中，我們可以找到設立執行調查令制度的法律原理。”張立勇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執行人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或線索。被執行人必須如實向人民法院報告其財產狀況。人民法院在執行中有權向被執行人、有關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或公民個人，調查了解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對調查所需的材料進行復制、抄錄或拍照，但應當依法保密。

　　張立勇認為，申請執行人可聘請律師幫助調查，但由于律師調查權有別于司法機關所擁有的權力，沒有強制性，因而對被調查人不配合或協助行為，往往顯得無能為力。我國法律雖然規定了相應的司法救濟措施，即當律師遭遇“調查難”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線索由法院依職權進行調查，但人民法院的執行資源有限，而執行任務繁重，因而對有些案件的調查取證工作往往不能及時、全面、有效地進行。由律師持調查令調查收集證據，有利于監督法院的執行工作，降低法院司法成本，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

　　“調查令制度的實施，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河南農業大學法律系主任楊紅朝認為，執行調查令是執行法院依據司法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向執行案件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發出的提交證據的命令，而并非站在申請執行人的立場上為完成其調查取證責任而提供的幫助。執行調查令制度實施后，申請執行人通過對被執行人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調查取證，對被執行人履行能力應該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在人民法院對被執行人確實暫無履行能力的案件依法裁定中止或終結時，不會再產生誤解，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度。

　　爭議

　　律師會不會亂用“尚方寶劍”

　　“調查令制度不僅是保障律師合法執業的權利，也體現了社會的法治程度。”面對“律師會不會亂用‘尚方寶劍’”的質疑，河南省司法廳廳長王文海認為，通過執行調查令的形式將律師調查權落到實處，擴大了律師的調查空間，促進了律師作用的發揮，能夠更好地促進律師業的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進程。

　　王文海說，律師的本質特征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其執業行為是基于當事人的委托而開始的，代表委托人利益的特性，決定了律師不應享有公權力，其行為不具有強制力。然而，就社會整體公正而言，律師的存在，又是通過對個體權利的維護，來約束國家公權力的行使，以實現法律的正確實施，規范人們的行為，最終促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完善。所以，律師執業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為當事人個人服務，另一方面又是為社會服務。而司法權是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來實現的，當義務人不履行義務時，可以直接采取國家強制措施來迫使義務人履行義務。調查令的授權，使律師在行使調查取證權時有了國家強制力的保障，可以促進執行難的解決。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張建成也認為，社會上習慣地將律師在執行過程中作用等同于當事人。根據律師法規定，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其不履行法定職責，將受行政處罰，直至追究民事、刑事責任。因此，律師雖然是當事人的代理人，但在執行過程中的作用與當事人有本質的區別。這也為律師作為調查令的持令人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些資深律師的看法是，“從目前律師調查取證的現狀看，有調查令肯定要比沒有好”。

　　但這些律師對調查令有著更多的期許。“以前調查被執行企業工商檔案、房產檔案、土地檔案時，雖然有些阻力，但基本還能查到，而最關鍵的銀行賬號存款卻一直無法查到。”這些律師認為，在現在的執行調查令中，查詢銀行賬號還屬于“涉及商業秘密”，不屬于持令調查范圍，可能會使調查令的作用大打折扣，因為很多執行案件都涉及銀行。(本報記者 鄧紅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