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檔案丟進“垃圾堆”

　　被武克鋼拋在身后的北京，此時正為解決待業青年的問題頭疼。大批知青的回城，加上新增的適齡勞動力無處就業，讓躁動和不安在這個群體中彌漫，并以自殺或犯罪的極端方式釋放。1979年1～5月，北京市待業者自殺人數占全市自殺總人數的18%，待業人員在全國各地圍堵政府機關的消息讓中南海十分重視。

　　嚴峻的形式，逼得遠離海岸線的首都也出現了一朵浪花。在工商部門向私人放開了一些生活服務性行業的準入后，1980年，北京的翠花胡同里，“中國個體第一家”——悅賓飯館的老板劉桂仙想開家飯館，以此解決兩個孩子的就業問題。她對東城區工商局提出了開店申請。時任該局副局長的靳云平曾對記者回憶，他們曾為此猶豫，因為按照政策，當時只對修理業、手工業的個體經營活動有所放開。內部研究了半天，最終決定批準。

　　事實上，“陸地”與“海”之間的最大障礙，是職工在人事關系上對于單位的依附。這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對于調控生產的制度保證。北京市白紙坊街道一位老街道干部回憶說，用人單位要招工，必須經過政府勞動部門來招收；無業人員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勞動部門去登記，再由其安置分配工作。等待被安排工作的待業青年一旦有了工作，關系就轉到用人單位，勞動部門會將其從待業登記名單中撤銷。

　　在如此嚴密的人事制度下，人才流動的部門隔閡，是曾一度困擾蛇口工業區的問題。王今貴說，蛇口在“五通一平”的基建階段是在交通部內部借調，這還比較好辦，找部里打個招呼就行。但當工業區缺乏行政和企業管理人才，需要從其他單位調人時，時任深圳市蛇口工業區管委會負責人的袁庚不得不帶著蛇口的人事干部去北京的各大單位、高校挖人，然后用盡各種方法與所在單位反復溝通。這種單位之間的橫向調動的麻煩在于，難以協調部門利益，“業務尖子人家不肯放”，打破“干部私有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作為全國率先打破檔案制的特區，時任蛇口工業區副區長武克鋼認為，蛇口的突破完全是現實倒逼的結果。蛇口工業區是最早對外資開放的地方，集中了當時全國最多的合資企業，“外商需要干部”，而對于合資企業，顯然不能以計劃經濟那一套分配和調動的辦法來補充人。蛇口工業區于是在1984年左右掀起了一股鼓勵干部去外企工作的熱潮，這是蛇口出現的第一撥“下海潮”——雖然當時他們并不這么叫。武克鋼那時拿雙份工資，也不過112塊錢，而去外企的話，一個月發幾千塊。這樣，不僅是工業區干部，就連中學老師都爭相下海去外企。

　　問題在于，蛇口本來就缺干部，經歷過這一撥下海潮后，人員方面更是捉襟見肘。于是蛇口工業區的創建者袁庚決定冒險，在蛇口實行雙向選擇、自由招聘，無論是來開發區還是企業，都不需要檔案，自己填個材料就行。而在此前長達30多年里，檔案是中國職工最為熟悉而又陌生的物件。它靜靜地躺在人事部門的抽屜里，跟隨人的一生，卻永遠不可能被主人看到，只有在工作調動時才通過內部機要送到接收單位。

　　“引起了現代企業，必然要帶來人事制度的變革，”武克鋼感嘆，“三年困難時期，連討飯都要帶介紹信的，很多地方都出現過當地拒絕開介紹信而餓死人的事”。由此，他把下海背后的擇業自由稱為“對人的解放”。

　　“我們都下海吧”

　　1984年1月26日上午，王今貴和同事們坐在蛇口的招商局辦公樓7樓會議室，等待著他此前并不知道身份的中央首長視察。在袁庚的陪同下，鄧小平走了進來。聽完工作人員在沙盤模型上作的介紹，王今貴加入了陪同人群，陪鄧小平去參觀中外合資的鋁廠、油漆廠和集裝箱廠。

　　“他只是在聽，不時地點頭，沒發表任何意見。”王今貴回憶，但鄧小平當天的“輕松感”顯而易見。一個細節是，平時很少喝酒的鄧小平在午飯時喝了三小盅茅臺。而到了午間休息的時候，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房間并沒有倦意，而是讓王今貴陪他到下榻的“海上世界”郵輪的后甲板轉了一圈。

　　這一年，22歲的莊儒平憑著下海賺到的10多萬元錢，已經在家鄉汕頭建立了自己的工廠，生產服裝、松緊帶之類。這是他下海以來賺錢最多的一個時期，卻感到無所適從。雖然是與深圳同時開放的特區，當地的經營環境卻無法與之相比，“官員榨你，窮人也告你”。

　　受到鄧小平南巡的鼓勵，私營企業的種子在這一年集中被播下。財經作家吳曉波把1984年稱為“公司元年”，因為這一年，王石、張瑞敏、柳傳志、李經緯、史玉柱、段永平、趙新先、李東生等企業家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入了自己日后的角色。在《激蕩三十年》里，他把一句民間詞匯“我們都下海吧”，作為這一章節的引語。

　　而這個詞語出現在《人民日報》里要等到次年6月27日，在第二版的評論文章《談“下海”》里，作者鼓勵國營商店“在商品經濟的大海里‘游泳’”。這是《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中國官方媒體上檢索到的對于“下海”的最早表述。

　　這波下海潮解放的不只是企業家，還包括內地工廠里那些不安分的年輕人。1986年，湖北襄樊一座大山里的三線工廠，24歲的宣傳干事陳西峰剛剛從北京的中央工藝美院進修兩年回到廠里。

　　這個從小就對美術有著興趣的年輕人感到空虛，在北京的日子，他平均每天要畫三幅作品，連周末時間也用來泡美術館和在老師家練習。但回到廠里，他的才華只能用來辦黑板報和出工會的宣傳海報。他只能把自己的青春揮霍在與同事騎著“二八”自行車，勇闖神農架原始森林這樣的探險游戲上。

　　這個不安于現狀的青年人決定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陳西峰對于深圳的向往是從視覺開始的。一位供職于《深圳青年報》的同學會不時給他寄樣刊，他驚訝于報紙上百無禁忌的話題和新穎的版式。于是，他請了“探親假”，把自己的作品都拍成照片，坐火車來到深圳。在他的記憶里，1986年的深圳是個嶄新的世界，公共汽車空蕩蕩的，沒什么人，街上能看見的人全是20多歲的，30歲以上的都很少。“這才是我要待的地方。”他這么想。

　　半個月后，陳拿著自己的作品照片，直接找到香港翡翠臺在深圳的分公司的港方經理，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做動畫片的背景帶片。之后，他給原單位寫了一封辭職信。開頭的稱呼“先生”，把單位領導嚇了一跳，他們把這封玩世不恭的辭職信用廠里的大喇叭念了一遍，還商量著讓保衛科的人到深圳來把他抓回來。

　　坐在自己的擺放著各種藝術品和《哈佛商業評論》的風動畫工作室里，陳西峰說，自己后來才知道那段日子父親在廠里承受的壓力，“被人家指著鼻子罵”。

　　陳西峰到深圳的這一年，他逃離的國營企業終于發生了人事制度的變化。1986年7月12日，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項規定，即《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

　　根據這些規定，從1986年10月1日起，國營企業招用工人，“面向社會，公開招收，全面考核，擇優錄用”；必須實行勞動合同制，廢止子女頂替等制度。有評論說，“這基本標志著國營(當時還不是國有)企業‘鐵飯碗’的結束。”

　　1987年是汕頭的工廠老板莊儒平賺錢最多的一年，但他卻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出口加工工廠遍地開花，已經有惡性競爭的趨勢。于是，他把老家的工廠交給了哥哥打理，自己帶著10萬塊錢來到深圳——這個地方的波瀾壯闊讓他向往已久。為了回報深圳國旅珠寶金行的一位領導，“講義氣”的他進入了這家國營單位，試圖幫助這位做行政出身的領導將企業領上軌道。在隨后的幾年里，他利用自己的經營才能為這個國營單位帶來了營業額的連年增長，后者回饋他一紙深圳戶口，以及大把的珠寶業人脈資源。

　　同樣在這一年，蛇口的青年干部武克鋼被公派到美國留學。出發前，他回了一趟北京，特意跑到著名的個體戶老舍茶館喝了一碗大碗茶。在他的印象里，這個時候的北京人下海的渠道有限，僅限于開出租車和街邊的鹵雞蛋。“下海”還不是北京的朋友跟他侃大山時的口頭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