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大城管”的核心要義，在于改變過去城管局只是“堵”而沒有“疏”的執法思路

　　要實現“執法型城管”向“服務型城管”的轉變，要使城市公共空間管理與弱勢群體利益達到平衡，出臺《城市管理法》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本刊記者/韓永

　　每次走向小攤小販，鐘祥都有一種莫名的緊張。

　　在北京城管部門上班已經兩年多了，他一直沒有走出這種情緒。他總是預感，在把小販的東西搬上車的一剎那，會有人在背后給他一下子。

　　與很多剛上班的新同事一樣，他總是陷入一種邏輯的悖論中：小攤小販不查不行，因為它實在有礙市容；但這樣查也不行，因為沒給人家留一條活路。

　　最近，鐘祥在網上看到一條消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正在研究通過一項新的制度，或許會給那些無證小商販帶來一條活路。這一制度叫做“大城管”改革，其核心內容是：成立城市管理委員會，由市長任“一把手”，統籌各職能部門，實現城管的管理權和執行權統一。

　　“大城管”模式被普遍認為將化解城市公共空間管理矛盾，給予弱勢群體更多可分享空間。據了解，目前該辦法已開始向公眾征求意見。

　　只是“堵”而沒有“疏”

　　主管這項工作的官員，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城市建設和管理研究處處長翟寶輝。他向《中國新聞周刊》澄清，這一制度，并非如媒體所說是住建部的意向，只是自己申請的一個研究課題。在媒體一股腦兒將這一制度扣給住建部時，他有點擔心這一課題的前途。

　　鐘祥所說的“留條活路”，指的是城管事務不再是城管局一家唱戲，而是由多家與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空間相關的部門一起組成一個“大城管”，共同解決城市管理難題。其成員包括建設局、園林局、市政局等。在有些較早試點的城市，比如江蘇淮安，“大城管”甚至還包括了公安、民政和工商等權力機構。

　　“這就好辦多了。”鐘祥說，因為對于無證小商販來說，解決問題要分為好幾個步驟。“首先，如果家里確實困難，又符合有關標準，可以向民政局求助；家庭確實困難，不符合有關標準的，還可以找其他部門給條出路。比如由工商部門安排另外找個地方。”“上游和下游的問題解決了，留給城管局的壓力就小多了。”

　　翟寶輝說，這一制度的初衷并不是專為流動商販設計的，“流動商販可能只占其業務的百分之一”。但他同時表示，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種協調機制，在資源充分整合的情況下，就能夠為很多問題提供解決之道。

　　而在現有的體制下，城管只負責清理，不管清理的對象之前是什么狀況，也不管清理之后他有沒有新的謀生路徑。在一個情緒密布的狹小的空間內，沒有退路的雙方最終只會把情緒推向極端化。

　　在鐘祥當城管的前一年，2006年8月11日，流動攤販崔英杰刺死了北京海淀監察大隊的副隊長李志強。當時，他認為這只是個偶然的事件，現在，他改變了這一看法。“如果只是‘堵’而沒有‘疏’，這樣的沖突早晚會發生。”

　　2008年6月份，他也有了一次這樣的經歷。當時他和同事正往車上搬一個烤紅薯的桶，對方忽然間從腰間拔出刀來，瘋了似地追著他和同事砍，他們連忙放下東西，開車逃命。后來從派出所得到消息，這個四五十歲的男人，家里養著兩個病人，申請了幾回低保都沒有成功，又沒有其他手藝，除了賣紅薯，他沒有其他的出路。

　　鐘祥說，很多小販的情況其實都和崔英杰差不多。在城管執法人員執意要砸掉他們唯一的飯碗時，就會逼出他們的“孤注一擲”來。“這跟人性不人性執法沒有多大關系。在利益面前，態度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同樣對人性執法的效果表示懷疑。“(城管執法)這里面當然有個合理和科學的問題，但不要把它推向極端。”牛鳳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