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江蘇實施“千名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培養計劃”的時政新聞，在媒體和網絡上引起強烈反響，由于培養對象中有相當一部分將是“子承父業”的民企“富二代”，爭議也隨之產生。有人質疑，組織部門幫民營企業家教育下一代是否多管閑事？這是不是用公共財政為有錢人提供的“免費午餐”？是不是“流水線‘生產’企業家”？……就此，記者昨日采訪了制定該項培養計劃的省委組織部組織二處相關負責人。

　　組織部“多管閑事”？不，這其實是黨建工作一部分

　　這位負責人表示，江蘇是民營經濟大省，民營經濟占全省經濟總量的比例高達51.3%，能否有個高素質、德才兼備的接班人，不僅事關企業自身興衰，也與全省經濟發展、百姓就業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培訓，不同于EMBA等學歷教育，或是其他技能培訓班，這是黨建工作的一部分。江蘇很特殊，大部分民營企業是國企改制形成的，企業家對黨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們的下一代，以及成長型民營企業的負責人，他們學歷高，頭腦聰明，但對黨的了解和情感，與他們父輩相比，需要進一步強化。我們與統戰部、國資委和團省委等合作，希望通過這個培養計劃，把民企的優秀人才團結、凝聚到黨的周圍，培養經歷還會作為新一代非公經濟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條件。因為優秀的民營企業家，不僅是寶貴的社會資源，也是寶貴的人才資源，可以說，培養計劃是加強非公黨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戰略選擇”。

　　記者也了解到，目前江蘇不少民企接班人正在向黨靠攏，沙鋼集團掌門人沈文榮之子沈彬大學時就已經入黨，波司登“少東”高曉東今年也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只有“富二代”獨享？不，是老板親屬的只占一半

　　一些媒體認為，這是個針對“富二代”的培養計劃，組織二處負責人表示，這一理解并不全面。“我們的計劃針對兩種人，一是大型民營企業接班人，二是成長型民營企業負責人。后備人才人選首先要經過企業推薦，當然由于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家族企業‘子承父業’的現象比較普遍，‘富二代’在我們的培養人選中會占較大比重，但決不是后備人才的全部。”

　　據了解，在計劃實施之前，省委組織部對江蘇前250強的民營企業和100家成長型民企進行了調查，企業上報后備人才294名，是企業老板子女的有116人，占總數的39.4%；與老板是親屬關系的(含子女)的有155人，只占總數的52.7%。

　　該負責人還強調，即使是“富二代”，也有具體條件的要求，必須是40歲以下，大學以上文化，政治素質好、經營管理強、社會形象好、有一定的發展潛力。成為后備人才，除了企業的推薦外，還必須經過企業黨組織的認可，地方組織部門的審核。

　　公共財政全額買單？不，自愿參與并適當收費

　　針對有些媒體提出的“免費”問題，以及利用公共財政為富人提供“免費午餐”的質疑，組織二處負責人表示，在文件中既沒有“免費”二字，也沒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過由省委組織部買單。

　　“我們的培養方式有四種：黨校學習、基地培訓、導師幫帶、國企掛職，其中導師幫帶和國企掛職不牽涉費用，也自然不產生收費問題，而黨校學習和基地培訓會有一些成本支出。目前計劃剛剛啟動，首批培訓還需要過段時間，所以經費問題也沒有列入議事日程。中央要求，要統籌兼顧地抓好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的人才使用工作，在黨和政府的人才工作中，對各類人才都要一視同仁地提供服務；在面向社會的資助、基金、培訓項目、人才信息庫等公共資源的運用上，對各類人才都要平等開放。民營企業也是重要的納稅人，培養好民營企業家接班人，受益的是整個社會。對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進行培養，為他們提供服務，也是各級黨組織義不容辭的責任。”

　　他表示，組織部門和相關部門考慮承擔一部分的費用，采用補貼的形式，同時在培訓的時候可能會收取部分資料費、講課費等。同時，他還強調，政府公共財政并非只在民營企業接班人培訓上有資金投入，這幾年在轉業退伍軍人、大學生村官、創業創新人才、農村黨員和致富骨干的培訓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民企后備人才的培訓，只是公共財政對人力資源培訓投入的一小部分。

　　他透露，據對全省前250強民營企業和100家成長型民企問卷調查，有意愿參加培訓的占后備人才總數的92.5%。

　　只學經濟學課程？不，更重要的是學“做人”

　　作為黨組織開展的人才培養計劃，自然也不同于普通的經濟學課程班，“黨校培養這塊重點讓人才了解黨的歷史、政策、優良傳統等黨建知識，培養他們對黨的感情，增強政治意識；基地培訓，則偏重于經濟學理論和企業管理等”。

　　不僅要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學做人，增強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比如導師吳仁寶是今年全國道德模范評選的候選人之一，通過言傳身教，老人敬業奉獻的道德風范也將會對徒弟產生深遠的影響。培養計劃還醞釀通過“尋根之旅”的活動，讓新蘇商重走徽商、晉商、浙商的艱難歷程，體驗艱苦創業的勇氣、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嚴格自律的精神。“重走長征路這樣的活動也在我們的考慮之中。”

　　據了解，目前培養計劃剛剛起步，首批培訓活動正在籌備中。　記者 王燁

　　培訓并非“待遇”而是“要求”

　　當一個名詞成為“標簽”，它就具有了超越本身客觀意義之外的社會影響力——這是社會學中著名的“標簽論”。

　　這則新聞中的“富二代”，本身是一個客觀名詞：在改革大潮中“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子女。由于父輩的努力所取得的社會地位，以及中國傳統的子承父業的文化，他們先天地擁有了比同輩人更優的生活條件，更高的階層地位，更多的社會資源。和社會的其他群體一樣，這個群體里面也是有所謂“好人壞人”之分的，有品行優秀者，當然也少不了紈绔子弟。不過，在現實的語境中，由于一系列熱點新聞中的負面角色多數擁有“富二代”的身份，讓這個詞漸漸脫離了客觀的范疇，成為了一個“標簽”，貼在一部分“為富不仁”、大大咧咧地認為“有錢擺平一切”的紈绔子弟們身上的社會標簽。“標簽化”之后，“富二代”就成了“仗富欺人”的代名詞。這也是“江蘇集中培訓‘富二代’”的新聞受到質疑的重要原因。

　　我們說，公民社會需要質疑精神，但是質疑精神顯然要以科學為前提。我們不應該用“懷疑一切”的“質疑精神”去人為制造階層的斷裂。如果固執地將“富二代”標簽化為一個貶義詞，那么不但民眾會加深對“富二代”三字的厭惡，“富二代”們本身也會產生“被標簽”的逆反心理，進而破罐子破摔，去“坐實”一些惡名惡行，這顯然對社會的和諧是莫大的傷害。而一味去抨擊“富二代”，實際上也是對社會發展的悖論：試想，如果所有的“富二代”都像“標簽化”以后的“馬路飆車者”、“仗財欺人者”、“錢權交易者”那樣不堪，那么我們還為什么要去追求“共同富裕”這一美好的目標呢？

　　不可否認，由于在中國特定的文化傳統下，在現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里，“富二代”肩負著社會財富和社會道德的雙重傳承重任，其品行直接影響到我們社會能否健康。所以，“富二代”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這也是江蘇培訓“富二代”的用心所在——正如組織部門所說，重點在“做人”。所以，江蘇的“培訓”不是“富二代”的特殊待遇，而是因為“富二代”的特殊身份所必須受到的特殊要求。

　　當然，作為個體的“富二代”也必須想一想為什么“不仁”的標簽恰恰貼在自己這個群體身上。個體不等于群體，但個體卻完全可以影響群體的形象。公眾不是不講道理的，標簽不是胡亂貼給你們的。人人生而平等，“富二代”們有幸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更多的社會資源，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理應對社會做出比普通人更多的貢獻才對。當你們的言行、品行、德行配得上“富”這個字的時候，“富二代”中的貶義自然會被拋到九霄云外。 本報記者 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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