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競爭遭遇挑戰

　　“市場經濟要保障每一個投資者都有平等的競爭地位，并為每一個投資者提供發展的平等機會。”李成言教授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和執行交易規則、維護市場秩序。如果黨政領導干部經商，必然會憑著權力影響政府的決策，以謀求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對自己傾斜。”

　　目前商業上的一些霸王條款、壟斷和變相壟斷市場，以及公民在接受政府公共服務時，被迫購買某些指定產品等，有跡象顯示均與“官商一體”存在密切關聯。

　　“放任黨政領導干部經商，會催生以官養商、以商洗錢的腐敗現象。”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對本刊記者表示，“尤其要注意，有些黨政領導干部以家人名義辦企業，他們不但有可能暗中操縱，化公權為私用為自己賺錢，也有可能通過企業為自己其他不合法收入洗錢。”

　　不久前，浙江金華一把大火，燒出東陽市公安局長俞流江擁有價值400萬的別墅。官方回應稱，買別墅的錢是其妻企業經營所得。由于俞流江具有特殊的身份，這樣的解釋無法打消公眾心中的各種疑團。

　　領導干部經商還極其容易形成“官商利益共同體”，導致在中央某些決策的執行上大打折扣。比如這些年，不少投資入股礦山的領導干部，就暗里抵制、干擾對違法礦山的查處。

　　“在市場經濟中，作為公共服務和秩序維護者的黨政領導干部，應恪守自己的職責，謹守法律授予的權力邊界，遵守權力倫理的市場行為，這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法不責眾”下的常態

　　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下發了《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強調“堅持政企職責分開、官商分離”的原則。

　　近年來，出臺的類似文件或相關法規都有，為何黨政領導干部“亦官亦商”現象屢禁不止？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除了利益驅動外，制度缺乏穩定性、法規相互抵觸、監督不到位、懲戒乏力等弊端，導致領導干部經商成為“法不責眾”下的一種常態。

　　“在制度方面，無非是領導干部經商泛濫時，才下一些猛藥，對這些規定的執行缺乏穩定性。”李成言教授認為，“盡管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制定了大量禁止公務員經商、兼職的規則，但多數內容重疊，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并沒有真正發揮約束領導干部行為模式的作用。”

　　據本刊記者了解，在禁止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經商方面的規定，有不少含糊的地方。比如對領導干部的級別，有時規定廳局級以上領導干部的親屬不能這么做，有時又規定縣處級。同時，對親屬的范圍，也沒有清晰的界定，即使界定也非常窄，僅指直系親屬和配偶。

　　“領導干部經商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與政出多門有關。”尹韻公研究員指出，“為了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一些地方政府紛紛制定與中央相關政策相‘變通’的政策。在禁止還是允許黨政領導干部經商或兼職問題上，中央與地方政策缺乏一貫性，使公眾無所適從。”

　　記者調查發現，領導干部經商違法成本太低，也是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現實中，黨政領導干部即使經商，只要沒查出有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問題，一般也只是批評教育、促其改正。對其所獲利益的處理，因為缺乏明確的政策依據，往往只好“既往不咎”。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應松年教授認為：“領導干部經商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原因是缺乏發現和曝光領導干部經商行為的機制。同時，還與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紀檢機關與稅務部門、工商部門協調配合不夠，領導干部考核制度不健全等有關。”

　　“對領導干部是否經商，沒有健全的核查機制，對那些弄虛作假、隱瞞不報的人，還缺乏有威懾力的懲罰措施。”齊善鴻教授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規定就形同虛設，以致在“潛規則”下，形成法不責眾的難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