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解剖還原慘劇真相

　　司鑒所的鑒定人員，每一個都可算是“科技神探”。那些看似蹊蹺的案件，在他們的努力下總能柳暗花明。這些平均年齡不到40歲的鑒定人員，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充分展示了年輕的活力。

　　CT虛擬解剖是近年來法醫病理學研究室的又一大收獲。研究員張建華告訴記者，這種對尸體進行影像性檢查的手法在全國尚屬首創。

　　在司鑒所每年接受的約1000例尸檢案件中，只有1%的案件能獲得家屬同意進行尸體解剖。特別是一些案情明確的交通事故，往往只做一些尸表檢驗。這對死亡鑒定而言，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CT虛擬解剖很好地化解了這一矛盾。它就像給人體做核磁共振一樣，通過給尸體全身“拍片子”，一些身體內部損傷出血的情況都可以在CT圖像上一目了然，為死者死因鑒定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據。

　　2008年大年初四凌晨，上海市普陀區真南路上一輛桑塔納出租車撞死一名女性。因事發時天色昏暗，而事發路段沒有路燈和攝像頭，所以交警無法判定死者是受到撞擊后被碾壓，還是在受撞擊之前已遭不測。由于死者的丈夫堅決不同意做尸體解剖，而尸表檢查發現的車輛碾壓傷，僅可認定事故車輛確實曾從死者身體上碾壓過。案件偵破因此陷入僵局。

　　此時，司鑒所的鑒定人員建議，對死者進行CT虛擬解剖，既尊重死者家屬的意愿，又可助交警偵破案件。方案得到家屬及交警的一致認可。鑒定人員連夜聯系了上海市仁濟醫院，安排為尸體全身做核磁共振。

　　結果顯示，死者全身多處骨折，其中第4、5根腰椎的骨折是由于重力撞擊所致。結合車輛痕跡特征最終認定，事發時死者正蹲著身體，遭受車輛撞擊后被卷入車底并被碾壓致死。這一鑒定結果使案件終于水落石出。

　　三十年尋親夢一朝成真

　　“司鑒所替我完成了此生最大的心愿啊！”六旬老人徐福根眼含熱淚對記者說。

　　老徐是江蘇省一位普通退休工人。多年來，他的枕頭下始終放著一張4歲男孩的照片。經過三十多年的磨損，照片早已泛黃。照片上的男孩是老徐的長子。4歲那年，因為老徐的失誤，活潑可愛的兒子不幸被人販拐走，從此杳無音訊。這張照片就成了老徐與兒子“交流”的惟一方式。終日自責內疚的老徐日夜盼望著能找回失蹤多年的兒子。

　　一天，老徐看到報紙上登了一篇父子重聚的報道，主人公的情節跟自己的遭遇頗為相似。老徐由此受到啟發，在多家報紙上刊登了尋子啟示，盼望著在有生之年能與親人團聚。終于，功夫不負有心人，河南農民王俊的來信，讓他燃起了一絲希望。王俊在信上說，自己的身世酷似老徐多年前失蹤的兒子。老徐聞訊準備趕赴河南。不曾想，天有不測風云，還沒等兩人見面，王俊就不幸因病去世了。好不容易覓得的尋親線索眼看著就這樣斷了，老徐再次陷入了絕望。

　　2007年，徐福根了解到司鑒所曾成功受理過多個基因鑒定案件，便來到了司鑒所。仔細訊問后他得知，只要王俊妻子還在，并留有后代，就能鑒定出他倆是否是父子關系。老徐聽聞，連夜趕到河南，將王俊的妻子和一雙子女接回上海。

　　據了解，利用基因分型技術鑒定親子關系在目前較為普遍。但實際上，這項技術的應用范圍非常狹窄。直到現在，這項技術幾乎全部集中于父輩與子輩之間的親子鑒定。從科學上說，每個人的基因型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因此只要依據這一規律便能判定兩名被鑒定人之間的關系。然而，祖孫輩因隔代，兩者的基因不存在直接關聯，這讓鑒定的復雜性陡然上升。如何鑒定祖輩與孫輩是否存在血緣關系，始終是世界上基因鑒定的一項難題。

　　然而，經過孜孜不倦的技術探索，司鑒所在這一領域保持著世界領先的地位。他們通過對大量基因鑒定實例的分析，總結出了一套成熟可靠的推算公式。這套司鑒所獨有的推算公式成為了解決祖孫隔代親子鑒定這一世界性難題的關鍵。

　　鑒定人員分別提取了王俊妻子、王俊兒女及老徐夫婦的血樣。接著，他們對王俊妻子及兒女的血樣進行基因提取。隨后，通過分析基因中的常染色體，引入推算公式，將子女基因中母親的基因成分排除，從而獲得了其父親王俊的基因型，再將其與老徐夫婦的基因型比較，很快就有了結果：王俊確實是老徐三十多年前失散的兒子。

　　接過鑒定書，老徐激動之情溢于言表，他將一雙孫兒緊緊擁在懷里———那一刻，在場所有人都為之動容。

　　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司鑒所在血樣、毛發、石蠟切片組織等微量物證的基因鑒定方面，也屢破技術難關，始終保持著行業領頭羊地位。

　　撲朔迷離的遺囑風波

　　要問2000年的香港哪條新聞最轟動，一定會有人想起“億萬富翁真假遺囑之謎”。

　　已故的蔡晶明是個縱橫股票行多年的股壇老手，但生性吝嗇的他從不露富。誰都想不到，每月都領社會救濟金的老翁竟會是個擁有億萬財產的富翁。

　　1999年，蔡晶明不幸去世。當親人尚沉浸在悲痛中時，他的“同居妻子”莫杏婉突然拿出了老人的遺囑。遺囑中，老人表示將全部財產留給這個“同居妻子”。

　　莫杏婉告訴眾人，這份遺囑是她按蔡晶明的意愿代為書寫，并由蔡晶明本人簽名認可的。聽到這一消息，蔡晶明的胞弟蔡國祥驚愕不已，他怎么都不相信，大哥會把財產全部留給一個外人。他四處聘請專家對遺囑的真偽進行鑒定。雖然每位專家都對遺囑產生過懷疑，但鑒定結果都顯示遺囑確系由富翁本人簽名。

　　一時間，這張人見人疑的遺囑在香港引起了軒然大波，各大媒體爭相對這起“領取社會救濟金的隱形富翁的億萬遺產案”進行報道。

　　就在蔡國祥一籌莫展之際，他的律師找到了司鑒所刑事技術研究室主任楊旭，邀請他對遺囑進行鑒定。

　　“遺囑寫在一張極為普通的銀行存款單的背面。”楊旭仔細研究了遺囑的原件，感覺遺囑內容與遺囑人簽名的位置顯得極不協調。

　　問題出在哪里呢？楊旭意識到，要解開謎團，必須另辟蹊徑。“答案一定在這張書寫遺囑的紙中。”他用放大鏡仔細地觀察了每個字，發現不過百字的遺囑中，有個別字的墨跡有化開現象。特別是“同居妻子”中的“妻”字，墨跡化開特別嚴重，甚至可以透過紙張背面看到輕微的印跡。這一看似尋常的現象卻引起了楊旭的強烈懷疑。

　　幾天后，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案件。莫杏婉當庭對遺囑的形成過程進行了陳述。她聲稱，在蔡晶明答應讓她繼承全部財產后，她便隨手撕下一張銀行存款單，在背面按蔡晶明的意思寫下“全部財產留給我的同居妻子”，并讓他簽名。隨后，由她親手折疊并保管。

　　如果按照莫杏婉的說法，這份遺囑應該是先寫后折疊的，然而，楊旭憑多年的文件鑒定經驗推斷，這是張先經過折疊，而后才被寫上字跡的紙。“紙張一旦經過折疊，表面的保護層就會遭到破壞，這樣紙張折疊過的地方，墨跡就會化開。”

　　楊旭當庭對遺囑的紙張、書寫工具進行了鑒定，并做了詳盡的解釋，充分證明莫杏婉對遺囑形成的陳述是在撒謊。案件審理至此，真相似乎已經水落石出了。

　　誰知兩個月后，香港高院大法官稱，他對鑒定過程中的一個細節無法判斷，請楊旭再次去港出庭。法庭上，大法官拿出12張濃淡不等、載有各種字跡的紙張，要求他當庭辨認，哪幾張是先折后寫的，哪幾張是先寫后折的。“這一鑒定的成敗直接關系到是否能取得大法官的信任。”楊旭知道，只要有一份材料辨認錯誤，案件就無法圓滿了結。

　　整個法庭都屏息凝神，等待著結果。整整大半天，憑借著一個放大鏡和高超的鑒定技術，楊旭對12份材料一一作出鑒定，其結果簡直“神”了：全部準確無誤，完全符合只有大法官一個人心知肚明的折、寫次序。

　　大法官當即宣布對遺囑內容不予采信。所有在場的當事人和律師也對這一鑒定結果口服心服。

　　記者手記

　　始建于1951年的司鑒所，歷史上曾分別隸屬于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司法部、公安部；1960年因故撤銷，1983年經國家科委批準正式復建，2003年被司法部確定為國家司法鑒定人繼續教育基地；主要負責對各地送檢的重大案件中的疑難問題進行科學技術鑒定，同時承擔著司法鑒定技術研究及專業人員培養的任務。

　　五十多年的風雨滄桑，二十多年的艱苦創業，司鑒所走過了簡單卻不平凡的崢嶸歲月。低調做人，高調做事。歷經多年的穩步發展、開拓創新，司鑒所已經發展成一個有規模、管理規范、享有聲譽的司法鑒定機構。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司鑒所就像一本精彩的歷史書，用嚴謹、規范、獨立、公正的筆觸書寫著司法鑒定領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本報記者 劉建 本報實習生 陳怡菲 朱波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