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回顧：杭州取消局級領導專車 月補2600元遭質疑

　　浙江省杭州市取消市局(副廳)級以下公務用車，望以此來降低行政成本，解決公務用車的不正之風。5月至今，杭州車改飽受爭議。在市政府“堅定不移、積極穩妥”的方針下，改革該如何推進亟待破題。有關專家呼吁加快公務用車立法，讓權力制約貫穿改革始終。

　　買不買私家車？成為最近一個月來劉建頗費思量的一件事。老劉是杭州某市級機關處級干部。因為車改，他所在單位的公車全部上交了，現在用車不僅要預約，還要付汽油費。思前想后，今天，劉建還是買了一輛自行車，除了騎著上下班，當然也包括到基層檢查工作開會什么的。

　　老劉所指的改革是：從今年5月4日開始，杭州市將市委統戰部、市財政局、市環保局、市城管執法局、市司法局等21家市級機關作為一期試點，取消其所有公務用車。這次改革徹底結束了從買車、養車到用車，一切費用都由財政支付的現行公車制度，取而代之以“職務消費貨幣化”的運行制度。這一改革被外界稱為“杭州車改”。

　　目前，21家市級機關的270多輛公車已由新成立的杭州市機關公務用車服務中心收管，其中50%的車輛作為中心工作用車，其余車輛將向社會公開拍賣。

　　這次牽筋動骨的改革，重要背景是公車行政支出持續高漲。據杭州市車改辦測算，市級機關一輛公車包括司機在內年均費用為10萬元，全市一年公車開支為1.2億元。

　　在各方關注下，杭州車改率先起步。記者了解到，車改啟動以來，關于運行、補貼等的爭議一直不斷。

　　醞釀了四年的車改

　　事實上早在2002年1月，西湖區三墩鎮已率先啟動公車改革。機關干部按月發放相應標準的交通補貼，節約歸己，超支不補。

　　隨后，杭州西湖區所有鄉鎮(街道)全部實行了車改，義烏全市、湖州南潯經濟開發區等地也取消了公務用車；臺州、寧波等也積極進行公車改革試點。

　　此前最大的爭議是貨幣化補貼會不會變成福利性補貼？

　　“當時進行的是雙軌制改革。就是說保留機關內的部分車輛，同時發車貼。”車改辦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保證領導用車的前提下，有些領導一邊拿著2000元的車貼，一邊專車接送照例不變的現象十分普遍。

　　于是，當車改正在各地熱烈地進行時，2005年3月浙江省突然宣布暫緩車改。

　　一位參與當時車改的老干部對記者說，要推廣車改，有幾個障礙必須清除。一是補貼標準的確定；二是單位原有公車的處理；三是原有駕駛員的分流安置；四是車改之后對領導干部用車費用的監督。其中車改補貼最為關鍵，它是群眾心理與實際需要的折中。

　　4年后，車改重整待發。按照實施方案，劉建拿到了1400元的車補。雖然仍實行貨幣化補貼制度，但與此前不同的是，車貼全部打入市民卡賬戶。

　　“我可以在公交車、出租車、加油站、車輛年檢、車輛保險等與交通相關事項上支出；但不能取現，也不能在商場、超市等地購物。”劉建指著市民卡上的照片說，“這必須本人使用，所以一旦挪用就是個人行為了。”

　　“其實目前最大的爭議在于依工作職務層級，劃分9個車貼檔次是否合適，最高2600元是否合理。”劉建說。

　　2600元是暫行策略

　　當年，浙江省宣布暫緩車改時，西湖區紀委執法監察室主任陳敏在接受記者采訪說，“車改最大的阻力往往來自單位的一把手，因為這種改革觸動的恰恰是一把手的既得利益。”

　　“要想直接改革掉這些人的既得利益難度較大，誰會把裝進口袋的錢再掏出來？2600元是個暫行策略。”一位公務員說，“先用補貼換車，然后慢慢削減補貼，最終實現按實際工作量補貼的目標，不可能一步到位。”

　　當時曾參與區級車改調研的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一輛1.8L排量的公務用車，車價在15萬左右。以使用10年計算，每月的折舊費是1250元，加上每月保險費400元、養路費200元、維修費300元，一輛車月固定成本約為2150元。按單位出60%的標準計算，加上每月變動成本中汽油費540元、停車費150元，最高一級的補貼在每月2000元左右。這位人員說，“市級人員在最高補貼標準上提升600元可以理解。”

　　建立公務用車服務中心，實際上就是公車服務社會化。除警用巡邏車、工商執法車等公務用車外，其他的諸如領導干部配車等全部取消，采用出租車的管理方式。有人說，這樣的方式很好，只是將車貼按公務員職務劃分顯得不合理。

　　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楊建華認為，剛出臺的政策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在今后的實施中需要進行調整，建議發放車貼可綜合考慮用車實際需要來劃分。

　　車改急需法制保障

　　“總的來說，杭州車改邁出了突破性一步，不僅能減輕財政負擔，也有利于淡化‘官念’。”楊建華首先對車改表示肯定。

　　就目前而言，至少是能夠探清公車行政支出的底了。浙江省委黨校張教授認為，一輛公車的開銷究竟有多少難以掌握的原因是維修費、過路費是無底洞。即使局長級2600元，一個局也只有一個，整個局的財政支出是清晰可見的。

　　三墩鎮黨委副書記倪煒告訴記者，三墩鎮2002年累計為機關工作人員發放交通補貼20.6萬元，與2001年機關車輛交通費的支出相比，節約資金50萬元，財政支出同比下降70%。

　　“辦公事要自掏腰包。公務員會不會因此對于可去可不去的工作，選擇不去，導致電話辦公、行政效率下降的現象。”杭州市財政局一位老干部對記者表示他的擔心，更重要的是現在領導真愿意打車、騎免費單車去企業、下屬單位辦公嗎？如果企業、下屬單位派專車來去接送，不但增加企業、下屬單位的負擔，而且車貼的作用如何發揮？

　　幾乎在車改的同時，杭州市紀委便制定下發了有關紀律，規定車改人員不準以任何名義向其他部門、下屬單位、企業或者自身職權范圍的服務對象(企業或個人)無償借用交通工具、司機和報銷私車開支、雇傭司機的費用及交通費用；不準收受索要下屬或其他單位和服務對象的油票或油料、壓價維修私車；不準將公務用車補貼用于與公車出行無關的消費，不得將車貼轉借他人使用……

　　“如果缺乏相應的監督措施，紀律就會淪為花架子。”楊建華認為，車改剛剛施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讓相應的監督措施落地。首先車改前后的財政賬目應該公開，車改前，財政支出是多少，車改后，又能節約多少經費，都應該向社會公開，發現問題，一查到底，“防止車改成為干部的變相福利。”

　　他認為，可以充分運用公開聽證的辦法，請出利益相關人和公眾一起討論確定改革方案，畢竟地方財政的使用，涉及納稅人的切身利益。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院長夏立安教授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車改實質上是剝離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除公眾參與外，更需要剛性制度的推動，“公車私用，一萬個‘嚴禁’不如一個‘入刑’。”

　　因此他呼吁加快公務用車立法進程，“要明確最低限度保留公務用車的范圍、使用規范、公車腐敗的處罰措施等；同時保障群眾和社會輿論對政府機關公務用車的知情權、監督權。”只有走法制化路線，才是公車改革的治本之策。(本報實習生 王春芳 本報記者 陳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