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基層的安全生產監管人員，陜西省漢中市安監局綜合科干部夏鈞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當前在地方政府領導存在一些認識誤區：急于出政績，對企業進行無原則“保護”，包容和諒解其安全生產違法行為。比如提出“先發展后規范”的企業發展政策，盲目攀比企業發展數量和規模，一些小規模企業無法完成技術改造，安全生產基本條件差，卻仍然急于投入生產，為事故埋下隱患。比如明確提出只要“不出大的事故，不影響大的問題”，相關執法部門必須要為企業的發展“保駕護航”，一些地方甚至超出法律原則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對基層執法工作加以限制和約束。

　　夏鈞以某縣水泥廠為例。這個原本的“包袱”企業改制后被外地客商整體收購。該縣政府領導高度重視，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協調機構對其“重點保護”，甚至技改時要所有部門都想方設法“開綠燈”。結果，該企業技改項目不經任何部門批準就投入建設，施工過程中多次發生安全事故，多次造成人員死亡。當地安監部門介入調查處理過程時，縣政府領導多次直接或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干預、說情，阻撓執法。

　　“三少”令安監瀆職有恃無恐

　　一個亟待引起重視的現象是，目前安監瀆職行為絕大多數得以逍遙法外。有關人士指出，現有體制安排導致檢察機關對責任事故中瀆職犯罪現象查處難，對安監人員以瀆職行為與撈取政績官員的“二人轉”行為未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懾。

　　廣東省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曾專門就責任事故背后瀆職犯罪的情況進行調研，發現當前對此類案件的查處、判決存在“三少”的特點：一是檢察機關對事故介入調查總量少。2005年至2008年初全省檢察機關介入調查的事故145起，僅占全省事故總數的0.07%。二是檢察機關在查處此類犯罪刑事追究少，不起訴率達到45%。三是判處實刑少。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莉芬分析，當前對安全事故的瀆職行為查處力度不夠，原因是事故調查組把工作重點放在了查明事故原因、應對新聞媒體、做好死傷者的善后安撫等；事故發生后，先到場的往往是公安、安監等部門，檢察機關介入的滯后性影響了對瀆職行為的查處；“案件移送制度”在各行政部門難以落實，與檢察機關聯系減少，信息通報渠道不暢。

　　廣東省檢察院反瀆局指出，一些一線辦案同志反映，行政執法領域機構眾多、職能交叉現象突出，要厘清責任很不容易。而一些行政監管部門對事故安全隱患往往是罰款了事，這種“罰款經濟”獲得的是部門集體利益，當個別人要為此承擔刑事責任時，利益部門必然進行干涉，檢察機關因此可能面對來自幾個行政職能部門的共同抵觸。此外，一些監管部門采用貌似合法的形式，將監管權力層層下放，有的甚至下放直到街道、村委會。而這些基層組織受到執法能力、執法條件以及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往往使監管責任得不到有效落實。如村委會中的監管人員，不能行使相應的權力，但承擔了監管失職的風險。由于村委會不屬于國家行政機關，檢察機關也難以介入。

　　編后：一些政府部門盲目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忽視安全生產；一些基層安監部門為了“保帽子”、“保飯碗”看地方領導臉色行事；而檢察機關在調查責任事故背后的瀆職犯罪行為時常常“力不從心”。在這種監管“怪圈”作用下，安全生產監管漸成虛設：不出事則可“出政績”，出事則打出“高調善后”這張牌轉移人們對安監責任的注意。此怪圈不除，安全生產將何處求？(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