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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4月

　　新華社雅加達分社被迫關閉

　　中國印尼蜜月期徹底終結

　　從建交到斷交，從排華到反華，在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復雜的外交歷程中，新華社雅加達分社的遭遇成為一個鮮活的見證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 這里一度是眾多印尼華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個大院。這就是當時新華社雅加達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詞是：紅土崗七號。

　　1966年4月1日，當所有成員最后撤離時，這座房子在燃燒瓶和石塊的攻擊下已是千瘡百孔。至此，中、印尼兩國之間短暫的蜜月隨之結束，雙方斷交長達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時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陽光，沈定一緩緩講述50余年前的駐印尼生涯。對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謝林風的遺照，他們曾經是同事以及“戰友”。

　　1956年，沈定一與妻子謝林風從越南調至雅加達，擔任新華社駐雅加達分社的第二任社長。那是萬隆會議召開的次年，印尼境內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斗爭如火如荼，整個印尼幾乎是世人矚目的“熱點”，支持共產黨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尚未遭遇權力危機，中國與印尼的關系正處在蜜月期，新華社記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宮記者”的待遇，沈定一與穿著睡衣的蘇加諾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證。

　　在沈定一的記憶里，蘇加諾是一個熱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說家，他支持共產黨、親近新中國，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這位英俊總統的足跡，周恩來與陳毅亦多次回訪，蘇加諾與毛澤東之間的關系更是非同尋常——1961年蘇加諾訪問中國時，毛澤東贈送了一幅自己親筆題名的齊白石真跡。

　　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監控

　　“我們經常作為受邀媒體，跟隨蘇加諾去印尼的許多地方進行報道，但是那種表面的平靜有時候并不真實，暗涌流動。”沈定一說。

　　美國與荷蘭等帝國主義勢力不肯退出、蘇加諾的親共與以蘇哈托為首的親美派日生罅隙，當地華人的富足與勤勞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國內局勢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惡化，印尼境內開始出現排華潮，暴行首先發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陸續在蘇拉威西島和蘇門答臘島一些城市發生。“手法驚人地相似，都是華僑的店鋪遭到破壞，打、砸、搶、燒，奇怪的是，當局與軍隊沒有任何表態。”

　　“當時采訪已經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譯偷偷去現場。”那次萬隆商業街夜行的所見，到現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慘白的路燈下，原本繁華的商業街分外凄涼，華僑商鋪店門洞開，被燒焦的汽車正在冒煙，恐怖而詭異。離開的途中，不斷有人向我們的車投擲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監控的情況下，為了照顧到兩國關系大局，關于當地反華事件的報道必須低調處理，沈定一和同事們就在這種情緒中備受煎熬。

　　華僑尸體上有六七個彈孔

　　1959年底，一向對中國友好的蘇加諾被迫簽署了“總統10號令”。大批華僑被剝奪土地，趕出鄉村，離開幾代人辛苦經營起來的家業，住進集中營。一紙號令，引發的是排華潮更大規模的來襲，傷亡不可避免，在充滿尸臭的帳篷里，沈定一親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個彈孔。

　　在一次采訪中，沈定一的妻子謝林風得以突破種種封鎖，探知集中營的真相：沒有飯吃，沒有最基本的衛生設施，一個房間里密密匝匝睡滿一地的華僑，周圍用鐵絲網圍起來。回到分社，謝林風一口氣寫下6000余字的《難僑收容所見聞》。

　　1961年，在不斷斡旋與交涉中，這起排華事件漸漸平息。1963年，沈定一與妻子謝林風調離任職7年的雅加達分社，接替他們的，是張海濤及妻子江紅。

　　交接工作時，沈定一意味深長地說：印尼的局勢不會像表面這樣平靜，未來幾年一定還會有變化。

　　蜜月期徹底終結

　　沈定一在雅加達7年，親眼目睹了新中國政府與印尼之間往來如織的最好的時候，而1963年的雅加達，在張海濤的記憶里同樣是大街上紅旗招展，人們對革命充滿了熱情，印共領袖艾地與總統蘇加諾之間以兄弟相稱，反帝運動像潮水一樣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國和印尼高層之間互訪依然頻繁，各類團組往來如織。當年國慶大典期間，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團組達28個之多，創歷年中、印尼人員往來之最。當時，從雅加達回到北京休假的張海濤、江紅夫婦親歷了這一盛況。誰也沒有想到這繁華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機。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為中國和印尼之間關系惡化的導火索。軍事政變一夜之間爆發，蘇加諾被架空，上臺的蘇哈托幾乎全面繼承了荷蘭暴政，將仇華發展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我準備犧牲在雅加達”

　　在北京大望路一處安靜的院落里，張海濤與老伴江紅即將迎來他們婚姻的鉆石之年。

　　采訪中，江紅遞給《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四封信，這是1965年離開北京只身飛赴雅加達的張海濤寫給她和孩子的。信長短不一，字體卻同樣清新流暢。遺憾的是，自1966年回國后，張海濤因胳膊受傷，再也沒能寫出如此有力的字跡。“這次我是準備犧牲在雅加達了。”每當讀到這句，江紅就難以抑制淚水。

　　“9.30”事件爆發，華人性命堪憂，雅加達分社工作陷入停滯。身在國內的張海濤當即決定：他要只身回雅加達，立即動身。

　　在當時的江紅看來，這一別恐怕再無相見之日：“我特別想跟他一起回去犧牲，但是家里還有孩子。他(張海濤)告訴我，不能讓孩子一下沒了雙親。”

　　張海濤在途中給妻子寫信，他把這視作“遺書”。9天后，張海濤抵達雅加達。分社的房子已破損，有同事受傷。他和同事在雅加達一待就是大半年，線路中斷，他們想方設法發回報道，印制宣傳單。“有個華僑煤礦工人的兒子，叫唐平安，特別勇敢，我們把稿件翻譯成印尼文散發，他就騎著摩托直接送到蘇哈托家。”張海濤說。

　　雅加達分社的反擊惹惱了反動勢力。次年3月9日，一個連的印尼士兵，穿著便服，帶著燃燒瓶，一把火燒了分社。張海濤受傷的消息很快傳回國內，當時在北京育英學校上學的長子張小兵從廣播里聽到這條消息時，急得哇哇大哭。張海濤再次來信：“夜已深，拂曉要送傷員回國，只能簡單寫幾句，暴徒3月9日襲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傷，無礙……”

　　1966年4月1日，接到關閉分社的命令后，張海濤隨即率領分社全體同志(包括華僑工作人員)撤回國內，從廣州到北京，一路掌聲，他們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禮遇。

　　張海濤忘不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時的對話：“你今年多大了？”“39歲。”“從使館發回的電報看，我以為你已經50歲了，沒有想到你還這么年輕，還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國與印尼建交，第二年新華社雅加達分社建立；1966年新華社雅加達分社關閉，次年，兩國宣布斷交。

　　從建交到斷交，從排華到反華，在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復雜的外交歷程中，新華社雅加達分社的遭遇成為一個鮮活的見證。

　　直到1990年，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才正式恢復外交關系。1992年，新華社駐雅加達分社得到恢復。

　　那時候·華僑遭遇

　　印尼出動軍警和裝甲車迫遷華僑

　　(新華社1960年7月3日播發)

　　雅加達消息：印度尼西亞有勢力集團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規模迫遷華僑的活動已進入十分緊急的階段。

　　6月29日上午，一名軍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裝士兵和警察分乘兩輛卡車和一輛吉普車開入馬者拉夜，強迫命令當地華僑立即遷到萬隆去。當地華僑向他們申訴困難，說明了難以搬遷。一個士兵就向他們威脅說：“如果你們不搬出去，就把你們送到法庭去，在那里來解決你們的問題！”

　　6月30日清晨，西爪哇軍事當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約有二十五名武裝軍人、十名武裝警察和十名鄉村自衛隊員的大批軍隊到那里去執行迫遷的命令，他們從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三點封鎖了馬者拉夜和萬隆之間的交通。

　　這些軍人和警察挨戶去敲華僑住宅和商店的門，命令他們立即把東西搬到卡車上。軍人到一個華僑家里強行拆掉了臥床。另一名軍人在一個名叫錫良的華僑的門口朝天放槍進行威脅。一些軍人沖進了一個華僑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強行裝進他們的卡車上。(082)#

　　那時候·世界聲音

　　蘇哈托操縱國內反共情緒

　　(日本《朝日新聞》1967年10月30日刊發)

　　由于27日中國政府關閉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的聲明，北京—雅加達的關系斷絕了。

　　在印度尼西亞政府內部肯定是有這樣的判斷：由于這項措施，“印度尼西亞失掉的東西很少”。看來，竭盡全力重建經濟的蘇哈托政權由于同中國斷絕關系，將依靠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當前的態度是進一步加強要求日本和美國等國家在明年度提供三億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說不結盟中立外交路線由于這次措施而褪色，在國內也將又遇到一些重大問題。首先，加強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堅決要求真正的斷交，就很難辦。其次，有牽聯到國內華僑的問題。政府對掌握國內經濟核心的華僑是很傷腦筋的，不敢施加極端的壓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據說是受北京領導的共產主義者的地下活動更激烈了，預料將成為國內治安的很大的負擔。

　　蘇哈托政權甚至使人覺得它乘上中國影響減退的國際潮流，巧妙地操縱國內的反共情緒，把對華關系作為重建經濟的交易工具。蘇哈托政權到底是否“失掉的東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斷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