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與沉默

　　網上有人說，其實說了也沒什么。他沉默一下，說，可是我沒說

　　妻子杜英還是能感覺到他的變化。

　　女兒的同學最早從網絡上看到這件事，告訴了女兒。女兒告訴了杜英。

　　“不可能”，是杜英的第一反應。她說自己了解丈夫的為人。

　　讓她覺的安慰的是，女兒，女兒的同學，周圍的朋友，都站在了丈夫這一邊。見到她，都會說網上是瞎說。

　　不過她還是擔心丈夫。張周凱有時候會變得沉默。坐在客廳里，大段的時間不說話。有時候會問她，為什么會這樣？他想不通。

　　杜英安慰丈夫，沒有做，就別想太多了。張周凱悶悶不樂的時候，她會陪著他聊聊天。

　　對于張周凱比較有效的卸壓的方式，是跑步。跑得滿頭大汗，睡眠就沉一些，很多事情也就不去想了。

　　杜英說，過了年，這樣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少了。這件事情慢慢退出了他們的視野。

　　張周凱的同事很少去談論這件事情。

　　他們說不愿意在這件事情上浪費時間。

　　張周凱只是在談到媒體的影響時，會突然有了情緒。他突然坐直身子，談到證據，邏輯鏈。他會說，我是學法律的，關于“救救我，我是張書記”，在法律上應該由誰舉證。

　　張周凱只有在此時會承認，他偶爾想起來的時候，心里還是有點不舒服的。

　　談了一會，他會突然發現自己“說多了”，“不提了，過去了”。

　　網上有人說，其實說了那句話也沒什么。張周凱沉默了一下，說，可是我沒說。

　　　　救災與“工作狂”

　　工作時常忘記了自己也是災民，晚上回家，看到一生的積累煙消云散了，內心便覺索然

　　張周凱更愿意提到的，是被埋了75個小時的恐懼。

　　他說，那種恐懼有段時間一直緊跟著他。他常常會夢見大山壓在身上，他推得滿身大汗，卻怎么也推不開。去年6月份的時候，每天幾乎都要做這樣的夢。為此，他找過心理咨詢師。

　　他的災后記憶，是從第一眼看到北川開始的。

　　從廢墟里出來時，他是被蒙著眼睛的。他被送到了一個大壩子的帳篷里，醫院已經住不下了。

　　張周凱清晰地記得，有個醫生看到他，對他說，我今天一個人就截肢了十幾個人。張周凱聽說北川毀了，特別想看北川到底成了啥樣子。

　　他去了北川任家坪。第一眼看到北川，他覺得自己“像得了重感冒，渾身軟得沒有辦法形容”。他說就像又被廢墟埋了一次，恐懼、孤單、無望。

　　政法系統嚴重受損的消息，讓張周凱更加覺得孤單。

　　5月17日，他開始工作。第一個任務是搶救財產，主要是公安局、財政局、村鎮銀行等有槍或有錢的單位。

　　在縣委大樓附近挖的時候，張周凱又繞進去看了一眼。他說想看看還有沒有人在廢墟里堅持。

　　隨后他的任務是到大山里面救災。背著小帳篷步行200多公里，去村里組織接收空投物資。

　　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漩坪鄉。當時老百姓都在往外逃，豬羊這些牲畜跑得漫山遍野。他和干警要把這些牛羊攆到一起。路上碰到一匹馬，他摸了馬一下想攔住它。被地震嚇壞的馬揚起身子，一下子踢到他的大腿上。

　　他說災后，讓老百姓早點見到政法干警，老百姓心里才踏實一些。

　　他和副書記王清雙白天出門，晚上在帳篷里商量著怎么恢復政法系統。5月18日，政法委員會開了第一次會議。

　　在前期的救災中，張周凱說他記憶最深的是去年“9·24”洪災。板房區剛剛建好的1900多間房子，瞬間被淹了。災民沒跑贏的，死了3個。

　　他負責板房的清理，和部隊在一起清淤泥清了半個月。清到五六天的時候，全臭了。從早上清到晚上，臭味熏得整個腦殼都是暈的，就像輕微中毒了一樣。

　　他說那次大喜大悲的轉換讓他印象深刻。

　　北川政法委副書記說，張周凱是“工作狂”。而張周凱覺得，北川政法系統破壞如此嚴重，不推動又不行。

　　張周凱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是在顯微鏡下生活。或者說，整個北川都生活在顯微鏡下。

　　他也批評下屬，但有的下屬面臨著家庭的失去和信心的喪失，又是脆弱的。批評完了他就后悔。他也怕下屬出事。政法委的工作人員現在基本上還是沒有周末的。

　　這種壓力讓他們感到無所適從。有一個政法委的工作人員，多次在他辦公室失聲痛哭。常常是大家工作完了，打一壺酒，喝倒在桌子上，喝醉了就哭，哭完了繼續上班。

　　聽說北川宣傳部副部長出事后，張周凱第一反應就是去找那個工作人員聊一聊。

　　“我們是干部，也是災民。”張周凱說，常常工作的時候忘記了。晚上回家，看著什么東西都沒了，一輩子的積累都煙消云散，突然覺得內心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