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堅決排除非法證據,從根本上切斷刑訊逼供的原動力

　　新聞回放

　　3月30日,現任高中女生江邊遇害案專案組負責人、丹鳳縣公安局副局長郭肇文接受央視《法治在線》欄目采訪時表示,刑訊逼供是從封建社會延續下來的一個不文明的東西。現在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更應該禁止這種行為。他同時表示,刑訊逼供是一個頑癥,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根除。

　　記者:辦案人員也知道刑訊逼供是違法的,但長期以來禁而不絕,根源到底在哪里?

　　陳衛東:現在社會上,人們對刑訊逼供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容的,認為警察是為了破案,而不是為了一己私利。很多人也還信奉,犯人不打就不招。

　　另外一個原因是,公安機關確實沒有更多的手段去獲得證據,以至于過分依賴于口供。要取得口供就要審訊,審訊不成就刑訊。口供是最省事、最便捷的手段,成本最低。只要把你關起來連夜熬你,問出來了,就是直接證據。現在很多警察也意識到了刑訊逼供違法,會砸自己的飯碗,但還是抱著僥幸心理這樣做。

　　事實上,任何一個公民都是潛在的可能被羈押的人。我們大概可以保證自己不犯罪,但絕對無法保障自己不受犯罪懷疑。必須樹立一個觀念:被羈押人員不是罪犯。因為未經審判,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必須給予正常公民的待遇。

　　再一個,我們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到位,沒有從根本上切斷刑訊逼供的原動力。如果凡是以刑訊、欺騙、威脅利誘等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法院都能夠毫不猶豫地、大膽地排除,那么刑訊逼供得來的證據也定不了案,刑訊逼供也就會得到有力的遏制。

　　記者:這些事件再次凸顯了修改刑訴法的必要性。為什么修改遲遲不能啟動?

　　陳衛東:我一直在參加刑訴法修改的討論。現在遲遲出臺不了,個中原因非常復雜。一是立法部門的立法任務非常繁重,在有些人看來,刑訴法修改跟大量的民商事立法、行政立法比起來不是那么急迫。再一個,刑訴法是除了憲法以外涉及部門最多的法律,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監獄執行機關,還有辯護律師,每一個問題都涉及不同部門的協調。如果能協調還好辦,協調不了只能擱置。這次刑訴法的主要改動在偵查程序部分,修改更加困難。

　　應盡可能降低過高羈押率,把輕罪的犯罪嫌疑人盡量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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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日,云南檢方公布了躲貓貓事件司法調查結果,晉寧縣在押人員李蕎明系看守所內牢頭獄霸以玩游戲為名,毆打致死。

　　記者:早在1988年,公安部、最高法和最高檢就發出了堅決取締“牢頭獄霸”的通知,嚴禁使用犯人管理犯人。躲貓貓等事件的發生,暴露出“牢頭獄霸”的問題在一些監所依然嚴重地存在。

　　陳衛東:在一些監所,對犯人的管理形成依托犯人管犯人的模式,設立組長、號長,滋生了牢頭獄霸。特別是由于監管人員的失職,導致云南普寧的躲貓貓這類事件的發生。

　　監舍的設置也不盡合理。我看過世界很多國家的看守所和監獄,他們的監舍在設計建造的時候就為有效監管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他們監舍是環形的,門都是玻璃的透明的,看守警察站在中心區,環顧四周,每個屋子都能看得清楚。同時通過電腦監控,監舍里的動向一清二楚。

　　我們的監舍的設置,大都是通道式的,每個屋子安裝大鐵門,留一點點縫,里面見不到陽光,只有一個小口跟里面喊話,里面的人到底干什么不知道。監控的錄像又不到位,容易發生躲貓貓等事件。

　　此外,大家很少注意到,我們的犯罪嫌疑人被羈押率達到90%以上。隨著犯罪案件的增長,被羈押人不斷增加,看守所人滿為患。而在國外,90%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保釋的,不羈押。躲貓貓等事件的發生,也與過高的羈押率有關。

　　記者:怎樣才能讓羈押率降下來?

　　陳衛東:要推行取保候審。現在取保候審面臨的障礙是社會監管體制不健全。社會監管不只是靠公安機關,還要依賴全社會的力量。應當考慮盡可能地降低羈押率,把輕罪、未成年人犯罪、法人犯罪、職務犯罪、過失犯罪等犯罪嫌疑人盡量保釋。他們的社會危害性不大,將來刑期不長,逃跑的成本也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