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周四起，崇文檢察院開始面向本區看守所內待出所人員發放“駐所檢察官聯系卡”。如果被羈押人員在看守所內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可通過電話、信件等多種方式進行反映。

　　近一個時期，以云南的“躲貓貓”事件和陜西丹鳳高中生猝死公安局事件為代表，各地發生多起在押人員或被刑訊人員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國的新聞有一大怪，像漁汛似的一撥一撥地來，這一撥比較集中出現的新聞就是“躲貓貓”一類。上周末，媒體披露：因涉嫌受賄被羈押在桂林興安縣看守所14號監舍的桂林平樂縣人民法院審判員黎朝陽，2007年4月2日早被發現昏迷不醒，送到醫院搶救時已停止心跳。盡管黎身上有多處瘀痕，但調查小組兩次排除了黎“中毒、受刑訊逼供的可能”，宣布其死于“青壯年猝死綜合征”。此案后因一名被判死刑犯人喊出黎朝陽死于看守與同監舍犯人的虐待而現轉機。就在崇文檢察院發放“駐所檢察官聯系卡”的同一天，法官暴死看守所一案在南寧開庭審理，原看守所所長盤定龍、民警王萬安分別以涉嫌妨害作證罪和虐待被監管人罪出庭受審。

　　不好判斷“駐所檢察官聯系卡”發給在押人員后的效果如何，但有一條可以肯定：在押人員必須要活著，才有可能持卡與檢察官聯系，一旦小命嗚呼，就是VIP卡估計也沒用了。

　　中國兩千多年，直至今日，如何對待在押人員這件事，始終沒能搞得很好。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述漢高祖劉邦的大將軍周勃，平掉呂后官至右丞相，“厚重少文”。被人上書告發謀反，漢文帝交給廷尉處理，長安的獄官逮捕周勃治罪，獄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才出主意幫他脫罪。“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統帥百萬大軍的將軍一遭入獄，也要或輕或重地被獄吏收拾。這在“文化大革命”時代，大概依然如故。古之獄吏，今之警員，稱呼變了，對待在押人員仍未從根本上改變“侵辱之”。

　　今年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提出對看守所制度進行改革，由司法部門負責管理。應當說，這一改革的思路是正確的，有利于改變刑訊逼供的惡習和保護在押人員合法權益。現在的制度安排，公安既管抓人，又管審訊，還管關押，檢察院的監督大多只能依靠事后人死了去追查，而且還往往查不清楚。只有讓抓捕、審訊與關押分離，由兩個部門各負其責，互相監督，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被羈押人員在看守所非正常死亡。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公安人員為了早日查清楚案情，難免有刑訊逼供的作為和利益驅動。如果看守所不由公安部門負責，改為司法部門負責，審訊前提出的嫌疑人是“全須全尾”的，交回來的也要“完好無缺”。看守所可以不必“配合”審訊，只對在押人員人身安全負責。

　　崇文檢察官為了讓聯系卡發揮作用，新聞報道說，這些卡主要發給被羈押后出所人員，或由看守所轉向監獄的轉監人員和釋放人員，以便他們放下心理包袱，將在看守所內不便說的，對看守所執行刑罰和監管執法活動中存在的違法違紀問題及侵犯在押人員人身安全等違法行為，及時舉報出來。一卡在手，還得身上帶瘀痕，才有可能去向檢察官舉報。問題是“所內不便說”的，真敢所外去說？不妨調查一下，有多少人愿意去說“所內不便說”之事。(蘇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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