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證實“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發，人保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5個試點省市認真做好啟動準備工作。

　　這一關系廣大事業單位人員切身利益的改革消息一經傳出就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財政不堪重負”、“事業單位養老待遇可能大幅下降”、“改革為什么不改公務員”等討論遍布各大網站。今天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專家楊利雄，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具有專業視角的分析。

　　改革并非源于財政負擔過重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消息傳出后，人們紛紛猜測此次改革原因，更有報道稱改革原因是“財政不堪重負”。

　　“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楊利雄說，我國每年財政收入近6萬億元，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支出才一千多億元，不到兩千億元，所占比重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應當說改革最主要的原因是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待遇差距過大。

　　據介紹，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是退休政策，退休待遇跟最后的工資、級別、工齡等都是相關的。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替代率非常高，一般能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替代率是退休前與退休后的工資比例。

　　而城鎮職工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是由職工平時繳納的養老金與單位繳納的部分養老金再加上每個月社會平均工資的五分之一構成。目前來看替代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多，而這只是能看得到的差距，不算機關事業單位的各種補貼和福利待遇。

　　“另外，一般來說，社會平均工資提高了，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也會相應提高。”楊利雄說，而城鎮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金與現在的平均工資沒有太大聯系，不一定會隨著平均工資的提高而提高，由于物價水平上漲得太快，雖然現在勞動部門臨時采取每年上調一次待遇的措施來緩解這種狀況，但力度較小，遠遠比不上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工資上漲的速度。所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金的數額差距越來越大。

　　楊利雄告訴記者，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金基本上是城鎮職工養老金的兩三倍，有些地方能夠達到四五倍。就北京來講，現在一般企業職工能拿到一千多，各地不同，有些地方只能拿五六百，差距很大。這就造成了條件基本相同的人員在企業和事業單位退休時拿到的錢數相差很多，由此造成了不平衡，甚至引發社會問題。

　　事業單位養老金不應大幅下降

　　最令事業單位人員擔心的是網上傳言事業單位養老金將大幅下降至企業水平。也有媒體引用有關發言人的話稱，這次改革的重要內容，是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與企業“基本一致”。

　　“我認為將事業單位的養老金降至企業水平是極其不合理的，也不現實。”楊利雄說，養老保險統一應該是“制度上的統一但是有待遇上的差別”，但差別不應當像現在這么大。

　　楊利雄為記者介紹了縮小兩者養老待遇兩個方面的建議。

　　首當其沖的是提高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建立正常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增長機制。比如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與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掛鉤或與物價水平掛鉤，“也就是說，只要社會平均工資增長了或者物價水平提高了，那么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待遇也要提高。”

　　楊利雄認為，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至少要與物價掛鉤，就像去年物價這么高，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只是平均每月調高了100多元錢，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正常情況下，正常的增長機制應當是與物價掛鉤，但在未來的發展中應當是與社會平均工資掛鉤。

　　另外，他認為事業單位養老金制度應當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靠攏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應當有所區別。

　　“首先兩者的基本養老保險應當是一樣的，但在這個制度之外，還應當建立一個強制性的事業單位人員的職業年金，這個養老金由單位繳費和個人繳費組成，都存入個人賬戶里。這樣事業單位人員在退休時可以領到兩大塊，一塊是與城鎮職工相同的基本養老保險金，一塊是職業年金，這樣就不至于造成現有待遇的大幅度下降。”楊利雄說。

　　“制度可以統一，但待遇也要體現合理差距，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所有人的待遇是完全一樣的。但這個差距應當在合理范圍內，而不是兩三倍、四五倍的差距。”楊利雄說，上面提到的事業單位人員的職業年金實際上就是體現差距，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則體現了一致性原則。經過兩方面的調整，兩者的待遇差距自然就會縮小。

　　公務員養老改革也應有時間表

　　由于這次改革只針對事業單位人員而不包含公務員，這一舉措使得公務員這一群體再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

　　“機關公務員養老金改革也應當有個時間表。”楊利雄說，事業單位人員與公務員都應當進行改革，而不應只改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包括高校、醫院、科研院所等，都是為社會服務的公職人員，他們所做的貢獻非常大，在國外很多都是被納入到公務員范疇的。只改事業單位而不改公務員無疑是不合理的。

　　楊利雄分析說，盡管公務員人數比事業單位人數少得多，看起來是事業單位增加了財政負擔，但實際上按整個行政成本來算，而不僅僅是養老金，公務員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

　　“當然改革可以有先后順序，可以先改事業單位，然后再改機關公務員，但一定要有個改革時間表，這才是一個合理的制度。如果公務員一直保持一個特殊的地位，不僅會阻礙事業單位的改革進程，也會導致社會矛盾的放大。”楊利雄說。

　　據了解，公務員的社會保險在很多國家也是單立的，因為它畢竟比較特殊，在制度設計上會有些特別的考慮。但楊利雄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不是兩個制度，而在于不同人群之間的差距是否在社會可接受的范圍內。(本報記者 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