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有名字嗎？”1月19日，昆明市委書記仇和來到昆明市兒童福利院，抱起一個孩子深情地親了一下她的小臉蛋。

　　工作人員回答說：“都有的，這個孩子名字叫呈香荷，因為她是呈貢送來的，是個女孩，所以取了這個名字。”

　　不知不覺間，仇和主政昆明一年有余。2007年12月28日，仇和到春城履新。

　　不到兩年時間，他經歷了從宿遷市委書記到江蘇省副省長，又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的轉變。

　　昆明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厲忠教有兩本昆明市領導干部培訓日學習筆記。一年來，兩本筆記本上記錄了近10萬字的學習內容。

　　2008年2月，仇和就發起了一場“學習革命”。他提出“每月至少4個半天或者兩天”對昆明市領導干部進行集體培訓。到2008年年底，56次領導干部集體培訓像一次“洗腦風暴”，共2.6萬人次參加了培訓。“平時忙于工作的各級領導聚在一起學習，感覺像回到了大學時代。”厲忠教說：“我一般都要提前半小時，這樣才可以搶到前邊的座位。”

　　在云南最熱鬧的本土論壇彩龍社區里，還有一批“仇老師”的“粉絲”團——“球(仇)迷”，“球(仇)迷”們將仇和捧為“網絡人氣之星”，他的聲音總能激起浪花，他的身影總能聚焦目光。“仇迷”們對昆明新氣象的評價是：“軟綿綿的昆明來了硬梆梆的仇和。”

　　不少“仇和妙語”成了2008年昆明市的流行語：如“要多換思想少換人，但不換思想就換人。阻力不是來自百姓，而是來自領導干部”、“先干不爭論、先試不議論、先做不評論，允許在探索中有失誤、不允許無所作為，在干中積累經驗、在干中完善政策”，再比如“干部在一線工作，決定在一線落實，問題在一線解決，創新在一線體現，成效在一線檢驗”、“前面的標兵越來越多，后面的追兵越來越少。”

　　此外，“軟環境”、“倒逼法”、“一線工作法”、“勤廉公示”等也成為了2008年昆明政壇的關鍵詞，而伴隨著這些新鮮語匯的是昆明市推出189項制度和126場新聞發布會。

　　從公布領導干部辦公電話和職務分工，“一把手”通過電視、廣播、報紙公開作出服務承諾，到行政審批事項從506項精簡到140項，行政審批時間壓縮一半，昆明市成為繼沈陽后，行政審批最少的省會城市，人們看到的是“軟環境軟的是官員的身段，硬的是百姓的腰桿兒”。

　　從“目標倒逼進度，時間倒逼程序，社會倒逼部門，下級倒逼上級，督察倒逼落實”的“倒逼法”，到昆明市委、市政府向社會作出政府投資建設工程項目堅持做到“八個百分之百”的承諾：百分之百公開招投標，百分之百不轉包，百分之百工程監理到位，百分之百不留重大質量隱患，百分之百不出重大安全事故，百分之百行政監察到位，百分之百工程預決算審計到位，百分之百不出腐敗案件，人們看到的是“把自己逼到絕對廉潔的道德制高點上”的一個法治城市的前進軌跡。

　　從“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書記仇和與市長張祖林分別擔任滇池流域入湖河道的“河長負責制”的推出，到邀請中央駐滇和省、市主要新聞媒體為“新聞輿論監督員”，并出臺《關于建立重大黨務政務信息公開主動接受新聞輿論監督制度的意見》，人們看到的是“透明行政，慎用公權力的民治政府的自我約束之路”。

　　雖然這一年里，無論是寫博客的“草根”還是媒體的“第三只眼”，都保持著對改革的警惕與質疑，發出了觀點對立的爭議，但在強烈的“監督渴求”考驗下，公眾看到的是昆明市執政能力的提高。

　　“一線工作法”、“市長接待日”顛覆了昆明官場傳統的行政模式；問責力度的加大，給官員們戴上了一道“緊箍咒”；“勤廉公示”成為昆明大小機關最熱鬧的話題，職工最想看的是貼在墻上、掛在網上的領導干部述職述廉報告；189項制度變革像一把利劍高懸在官員的頭上，給昆明官場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公眾長期積聚的情緒得到了逐一釋放，政府在從細節上培養著公民的參政素質和能力，公民也借助著民意表達機制漸漸地進行著政治參與。組織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不斷滿足著公眾的“監督渴求”，讓民眾感受著民主的精神，民意的代言機構越來越起著積極的作用。一些在質疑聲中轉身的制度，讓理性與民意的交鋒慢慢求同存異。理性與民意之間的互動，使民意漸成政府決策的一種制衡力量。

　　這一年，聽到最多的話是：“官員壓力大了，官難當了”。但與此同時，昆明的老百姓也說出了一句底氣十足的話：“事難辦，找政府”。有專家指出，一個城市的法治程度、平安環境，除了科學決策、行政審批、信息公開、司法救濟、社會管理法治化等諸多硬指標量化外，官員當政壓力越來越大，百姓辦事越來越方便，居民自治意識越來越強，平安指數越來越高，也是考量一個城市法治化的軟指標。

　　至今人們還記得仇和的那句履新“名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與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與大家無恩無怨，只身一人，也無牽無掛，工作一定能無私無畏。”(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