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工人維權丟掉飯碗

　　燕：你和公司的關系是怎樣緊張的？

　　唐：工會成立后，我參加了海淀區總工會的培訓，讓我明白了工會要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和企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我回來給工會委員們講了這個知識，我們發工會文件，給日方經理，還貼到公司布告欄去。文件發了很多次，要求公司支付工人加班費，恢復職工的勞保，和職工簽勞動合同，可每次人家只是嗯一聲，就放那里了。我給海淀區總工會匯報這個情況，海淀區總工會約談資方，人家老是說很忙。怎么辦呢？有委員和職工就說，找媒體去，結果找到工會的《勞動午報》，午報后來發了四篇文章，日方經理看到后，說我敗壞公司形象。公司的行政會議也不通知我參加了，2003年11月3日，公司發通知說唐曉冬被免職了。

　　燕：為什么要找媒體呢？

　　唐：人家不搭理你，你得找個說話的渠道。

　　燕：也就是說你已經和公司走到了對立面？什么時候感受到角色錯位的？

　　唐：當上工會主席第一天就感覺到了，有一次我到食堂打飯，正好撞見日方常務副總經理，以前我們也聊一些題外話，這次我微笑著沖他打招呼，他瞪著像要冒火的眼睛看我。

　　燕：矛盾怎樣逐步升級？你如何處理后來的事情？

　　唐：我接到免掉我總務部經理的電話后，當即給海淀區總工會打電話，海淀區總工會第二天派人到公司談。在北京市總工會和海淀區總工會多次協調下，2004年1月19日，公司同意恢復我的工作崗位，但我的工資從4250元降到了465元。期間公司還搞了強行罷免，要求工人簽字罷免我的工會主席，誰不簽字就不許回家。海淀區總工會指出這種罷免不合法，無效。春節過后，我的辦公室電話撤了，過了幾天又讓我把辦公室挪到庫房的一個小屋，那里布滿了鐵欄桿，墻都是紙糊的。

　　燕：你在小辦公室做什么？后來公司為什么不讓你進大門？又如何開除你？

　　唐：我堅持每天上班，練字，還有人送本《忍經》給我看，繼續反映職工意見。2004年3月，有工人反映公司自備井的水質問題，我找到中方經理和總務部經理，未獲重視，只好舉報到海淀衛生局。7月，公司因衛生許可證未年檢被罰款5000元，公司說因我的嚴重失職行為給公司利益造成了重大損害，8月31日下了一道文件將我開除。雖然衛生許可證的年檢是我的職責，但這不是真正開除我的原因。9月1日，我就進不了公司大門了，8個保安排在門口嚴陣以待。

　　燕：為什么要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呢？沒想過和公司緩和矛盾嗎？

　　唐：我想過一些辦法，如何能處理得藝術一點。比如說送工會文件，別老是我一個人送，讓其他委員也送，其中一個委員也很快被解除了勞動合同。

　　-四年半的艱難訴訟

　　燕：你打官司的過程很漫長？

　　唐：是的，先申請勞動仲裁，然后法院一審二審。過程拖這么長，有的是制度設計原因，有的我覺得是勞動部門不作為。我就要求按《工會法》來———“工會主席任職期間不能被解除勞動合同”。

　　燕：這四年半你都做什么呢？

　　唐：都在打官司和等待結果。

　　燕：你付出的代價很大？

　　唐：有人給我法律援助，如果說損失，就是我不當工會主席的話，作為公司高管，我現在的工資已經很高了。

　　燕：感到孤獨嗎？有沒有工人站出來支持你？你妻子怎么看？

　　唐：只有極個別的工人站出來支持我，沒辦法，人家飯碗不容易，不能苛求。北京市總工會和海淀區總工會給了我很大支持。我愛人嘛，是無奈的支持，她做外貿的，我這幾年靠她生活。如果說孤獨的話，就是中間有人打電話說我“影響投資環境”。

　　燕：你覺得你這樣做值嗎？

　　唐：我的行為如果能喚起人們對工會和工人維權途徑的探討的話，還是值得的。

　　燕：這次北京二中院的結果出來后，你有何打算？你的行為是否會影響你今后的求職？

　　唐：我已經45歲了，在這個事上，我奔波了這么多年，很累了，不想再弄它。我做了這樣的事，肯定會影響我求職，哪個公司敢要我。

　　記者聯系到三環相模新技術有限公司總務部現任經理蒙曉言，希望公司能對唐曉東一事作出解釋，但截止記者發稿時，仍沒有收到對方確切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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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定位不清，工會主席如何走出尷尬

　　工會主席唐曉東替工人維權被解除勞動合同在京城學界激起巨大反響。

　　“工會主席連自身都保護不了，談何為工人維權？”這是一些人對唐曉東一案的疑問。

　　然而更深的疑問還來自于對工會主席角色的位置。“制度要求工會既要維護企業的利益又要維護職工的利益，而工會在人事和經濟上對所在企業的嚴重依附，發生勞資糾紛時，工會如何超越自身利害關系來維護工人利益？這里有角色定位不清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一位不愿具名的勞動法專家說。

　　隨著勞資對立越來越明顯，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認為，中國要進行工會改革，實現工會多元化。對于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工會的唯一職能是維護工人的權益；對于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工會應當兼顧職工與企業、國家的利益，以維護職工的利益為主。對于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工會主席應當由工人選舉產生，代表全體工人的利益。工會主席不能由廠方或資方的負責人兼任，否則他難以維護工人的權益。工會負責人不得被解雇，其工資福利不得因為維護工人權益而減少。對于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工會主席由工人代表與國有資產代表協商或投票產生。

　　高層也在不斷推進基層工會在勞資糾紛中的作用。12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批評部分跨國企業在華阻撓建工會，公開點名美國的微軟、惠氏制藥、摩根士丹利，日本丸紅等企業至今未建立工會組織。

　　“跨國公司口口聲聲講尊重人權，講履行社會責任，在本國也建立工會組織，但在中國卻采用各種手段拖延、阻撓職工建會，在人權問題上推行雙重標準，這是我們所決不能允許的。”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說，全總將協同地方工會以更大的決心和更實的舉措推進工會組織的全覆蓋。

　　“這些企業的兩套標準充分顯示了資本的性質，它以減少成本，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最高目標。一些企業至今以國際金融危機為借口阻撓推遲工會的建立，事實上，金融危機并不是因為企業給勞動者提高報酬產生的，勞動者反而大受波及。隨著社會的進步，應該始終確立資本創造價值、勞動也創造價值的觀念，對工人和勞動的尊重須始終如一。”長期關注唐曉東案的清華大學憲法與公民權利中心主任吳革說。（來源：《燕趙都市報》 記者 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