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大地震：政府青澀對接NGO

　　大地震中的志愿者大潮，也許標志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端，但志愿者與政府在地震救援和重建中的青澀對接和磨合，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 本刊記者/陳曉舒(發自四川綿陽)

　　2008年5月12日14：28分，大地震發生。不久，綿陽市委書記譚力站在市委大樓——火炬大廈前分配任務。共青團綿陽市委書記廖雪梅馬上趕過來。

　　交通局的立馬去疏通交通；公安局安排人手維護秩序、疏散群眾；建設局趕緊去查看房屋倒塌情況……所有部門都安排到任務，不是“重要部門”的團委卻沒有領到活。

　　那時，還沒有人意識到，各地志愿者已經開始趕往災區。很快，主管志愿者工作的團委對各種新形式的志愿者及組織開始感到“應付不過來”。

　　“來了這么多志愿者，沒有人協調他們，肯定會亂套”

　　綿陽市團委總共就10個工作人員。12日傍晚，市委安排機關干部進北川救援，問到團委：“能夠去幾個人？”

　　廖雪梅不假思索：“我們能去50個人。”安排的干部很吃驚：“團委有這么多人嗎？”廖雪梅說：“我們有志愿者。”

　　這時，廖雪梅還沒有顧及到開始從四面八方涌來的民間志愿者，而是想動用團委的力量自己去組織志愿者。

　　她帶著工作人員跑到綿陽醫科學校。所有學生都在操場上避震，廖雪梅搬來一張桌子，沖著操場大聲喊話：“現在從各縣過來很多傷員，需要我們這些有專業技能的同學去接救，誰愿意當志愿者就來這里報名。”

　　一時間，無數學生涌過來，團市委工作人員簡單登記了學生的資料，將排在前頭的150個學生拉到火炬大廈前。進行簡單的動員之后，廖雪梅將這些志愿者分配到各個醫院。留下一部分志愿者等著進北川救援。

　　13日北川道路搶通。廖雪梅帶著志愿者進入北川，抵達北川中學的救災指揮部。這時，北川縣團委書記馬曉燕正帶著一部分災民撤離到綿陽九洲體育館。

　　共青團北川縣委總共有3人編制，事實上只有兩人在崗。馬曉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也顧不上其他來幫忙的了，自己趕緊撲進去救人。”

　　廖雪梅說：“先進來救援的人大多束手無策，消防官兵手中沒有重型器械，同樣也沒有辦法，機關干部更只能做些精神撫慰，幫忙發放一些物質。”

　　13日下午，北川縣城的大喇叭開始通知：“群眾、無關人員和非專業人員撤離現場。”廖雪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我們組織志愿者搶險也不是很有經驗，也只能撤離，避免在那里擁堵。”

　　回到綿陽市，團市委工作人員告訴廖雪梅兩個消息：“大量的受災群眾已經涌向綿陽，現在都被安頓在九洲體育館。”“全國各地來了很多志愿者。”

　　廖雪梅第一反應是：“志愿者和團委是聯系在一起的。來了這么多志愿者，沒有人組織他們，協調他們，肯定會亂套。”

　　她向自己的工作人員提出要接待外來志愿者：“這不是領導布置的任務，也沒有人顧得過來。但我們應該不講價錢把這件事情承擔起來。”

　　馬上就有人提出異議：“書記，我們忙不過來。”光是九洲體育館里的災民區，團市委就要負責兩個，五六百人需要挨個去登記造冊，這就得用五六個人。各個醫院的志愿者還需要團市委的其他人去協調。

　　廖雪梅勸導工作人員：“你們要有高度的敏感性，這么多人過來，沒有人去組織他們，接待他們，給他們搭建一個工作平臺，有些志愿者來了情緒很激動，是要出事的。他們會說，我們來了怎么都沒事干，就要說到我們綿陽市的抗震救災的服務機制。”

　　而當時的情況是，許多志愿者到了災區不知道該做些什么，綿陽市政府也確實需要人手幫忙。

　　“青澀”對接

　　廖雪梅讓工作人員簡單拉一橫幅“共青團綿陽市志愿者服務點”。擺一張桌子，安排一個人，放一摞登記表。同樣，在綿陽下屬的各縣市建立九個志愿者服務點，各大醫院也建立簡單的服務點。

　　廖雪梅還親自到廣播臺、電視臺呼吁來綿陽的志愿者到服務點登記。13日晚8時，共青團四川省委也發出《關于抗震救災援助災區的倡議書》，倡議“四川全省青年以及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向災區人民伸出關愛之手”。

　　對接外來志愿者的工作開始有步驟進行。先是自愿者登記姓名、特長、年齡，個人志愿者登記完了，在一邊等待分配工作。團隊自愿者根據他們的特長馬上進行對接。

　　廖雪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西安戶外拓展運動團體來了5個人，全身上下裝備齊全，說他們能進去救人，我就馬上聯系抗震救災指揮部，給他們開路條，說清楚到北川找誰報到，然后聯系志愿車，馬上把他們拉到北川。”

　　從14日開始，進入北川就需要綿陽市抗震救災指揮部的路條。很多個人志愿者來到綿陽并沒有和團市委聯系登記，而是直接去了北川，結果被擋在外面，不得不折回火炬大廈登記，索取路條。

　　也是這一天，馬曉燕在九洲體育館組織了熟悉地形的北川志愿者返回北川。為不熟悉地形的外來消防部隊、地震救援隊伍帶路。

　　從這一天開始，已經有無數志愿者進入北川進行搶險工作。“那段時間到北川有登記的志愿者有6000多人，絕大多數是80后。”同樣也是80后的馬曉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怎么去協調這些外來志愿者成為她的工作重點。馬曉燕將有登記的志愿者簡單分為救援、醫療、心理輔導、清潔、物資供應協調、衛生防御、宣傳攝影等組別。各組又分成若干小組。每個小組再劃分為若干小隊，選出一名帶隊人。

　　當然，大多數志愿者更愿意從事救援的志愿服務。有一個志愿者找到馬曉燕，說自己有特殊功能——鼻子聞得到，可以進行救援。遇到這種情況，馬曉燕不得扯開嗓子勸說：“到災區來干什么都是一樣的。”

　　而在綿陽的志愿者服務點，著急進北川進行救援的志愿者將服務點的桌子掀翻了好幾次。一個湖北來的志愿者拍著桌子沖團市委的工作人員嚷嚷：“我們是來救人的。這么長時間都不幫我們聯系，你們的效率也太低了。這邊晚一分鐘，里面就少一個人。”

　　手忙腳亂的團市委工作人員，不得不抽身協調這些志愿者。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團市委工作人員打出兩份《志愿者工作宣傳資料》，告訴志愿者：不要沖動、理智對待，能夠做什么和最好不做的事情。

　　廖雪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后怕：“最后統計的結果是，那段時間來綿陽的志愿者有10萬人，災民也就10萬人，相比之下，我們工作人員只有10人。”

　　艱苦的磨合

　　九洲體育館外，救災物資堆得像山一樣高，這些物資的發放由政府工作人員負責。許多志愿者替災民過來求情，能不能拿一床被子，也往往產生矛盾。

　　北川縣團委工作人員李沙負責在九洲體育館安撫災民。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經常會因為一塊面包和災民、志愿者吵起來。工作人員很多都被罵哭了，團市委的工作人員還差點和志愿者打起來。”

　　6月份，一個外來的團隊志愿者和團市委工作人員對接工作也產生了矛盾。之前這個團隊要進北川救人，團市委不肯放行，最終他們是自己進去服務的。

　　返回后，他們希望能拿到志愿服務的標識和證明，團市委工作人員稱標識已經全部發放完。該團隊志愿者稱工作人員的態度極其惡劣，雙方沖突起來。團市委的工作人員被打傷了頭部。此后的爭吵變得更加激烈。團市委受傷工作人員的父母對這群志愿者說：“像你們這樣的志愿者我們不歡迎，哪里的回哪里去。”

　　這個志愿團體在北川做了很多服務，最后在政府部門這邊吃了閉門羹。他們不服氣，找到了廖雪梅，要求：一必須給他們道歉，并且明確答復，他們在這工作是不是不被歡迎的？二給他們全體志愿者發志愿標示；三由團市委書記給他們簽志愿服務證明。

　　起初雙方誰也不肯讓步。廖雪梅喊來特警，志愿者們不得不讓步。其中一個志愿者在廖雪梅的筆記本上簽寫道：“我們只會被摧毀，永遠不會被征服。一起都會好起來。”

　　像這樣的情況，廖雪梅遇見的不止一次。有個外來志愿者在綿陽集結了一個20多人的團隊到九洲體育館服務，自己管理物資，也幫災民搞募捐。

　　“政府的規定是，救災物資必須指揮部統一分配，募捐必須經民政部批準，不然不能隨便募捐。”廖雪梅說。結果這一隊志愿者被警察、民政局，各個機關反復盤查。

　　志愿者希望團市委能夠理解他們的工作：為災民做事，好幾天沒有休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募捐的錢全是給災民的，為什么違規，憑什么把我們趕走。

　　這一場爭執持續了五六個小時。廖雪梅說：“溝通了三個小時也沒有結果，我就先離開了，最后一直到晚上零點，都沒有爭執完。”

　　5月底到達綿陽，一直服務至今的“中國心”領隊高思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募捐的物資都會自己發放到災民手中。如果通過團縣委，他們放到下一級單位，在一級一級往下放，最后放哪誰也不知道。”

　　對于之前不敢涉及募捐，高思發也想通了：“一開始也不敢接受現金資助，因為怕審查起來，說不清。萬一說我們利用捐助自己賺錢呢。現在心里坦蕩蕩，又是為老百姓做事，不害怕了。”

　　“我們并不想搶占政府的工作”

　　5月29日，共青團綿陽市委下發《唐家山堰塞湖排險告志愿者書》，希望“志愿者不要盲目行動，外地志愿者最好盡快返鄉。”6月3日，又下發《致志愿者書》，稱“抗震救災工作重點轉移到恢復生產、災后重建上，需要能長期扎根綿陽工作、專業化的建設隊伍……不論是當前的物質條件，還是救災形勢，都不宜過多群眾進入綿陽。”

　　隨著救援工作的結束和政府部門的疏導，大批外來志愿者退出了綿陽市。北川重建辦團委副書記李曉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外地志愿者以募集物資、幫扶、心理援助為主，只有四五支隊伍留下來。主要是以本地的青年突擊隊為主，有近50支，這些都是各縣市自己組織的。”

　　“中國心”就是以募集物資為主的志愿團隊。總領隊高思發5月底從新疆趕回綿陽，落戶綿陽市安縣花垓鎮，把自己房子當作貨倉來使用，每天帶著自己的隊員奔波到災情最重的村落，進行物資發放。

　　“物資捐贈都是我們經過實地調查。這個地方確實需要這些物資，然后和村干部聯系，我們親自將物資發放到災民手中。”高思發說。許多費用是他和另外一個領隊劉劍峰個人墊付的。

　　在高思發看來，民間志愿者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往往和政府是不一樣的。平時不需要打太多交道，各做各的工作。

　　在北川團縣委，李曉光指著一包物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我們下鄉組織的一個實現學生心愿的活動。這些都是別人送給學生的禮物，但是路途遙遠，把這袋東西送過去，運費都比這袋禮物都貴。”

　　李曉光說：“像這種情況，就需要志愿者幫忙。”而高思發笑稱：“他們找了我們‘中國心’，他們沒錢送過去，我們哪來的錢？”

　　高思發更愿意發放一些有實際用途的物資：“災區過冬特別冷，我們送棉被、軍大衣，比那些小禮物手套要實際，我們不想做一些形式主義。”對于那些更多依靠政府的志愿團體，“中國心”領隊劉劍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同他們聯系不多，每人的理念不一樣。”

　　當然，也有一些志愿團體并不認同這種觀點。北京富平學校是一個NGO組織，負責人王忠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沒有和政府合作，志愿服務不能長久。”

　　北京富平學校10月份成功地將政府和企業拉到一起合作，在綿陽市下屬的縣級市江油市開展長期的社區服務志愿項目。王忠平說：“現在志愿者進入災區服務很難被通過，需要有很好的資源。”

　　王忠平稱他們遇見了愿意接納他們的好官員，也就是對接這個項目的江油市團委副書記曾松亭。

　　曾松亭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NGO組織是肯定要參與社會事務的，政府只能引導、鼓勵、支持、服務，不能提管理。”

　　參與這項志愿服務的企業拜耳集團的負責人曾慧敏也表示：“我們進行志愿服務只是做政府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想搶占政府的工作。”

　　令人回味的一幕是：在拜耳公司的一位高管考察“拜耳博愛計劃”時，曾松亭對他說：“其實事情是你們做的，最后光環都戴到我們頭上來了。”那位高管回應：“你很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