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追回

　　國際公約首次確立腐敗資產返還原則

　　在引渡條款的談判中，田立曉漸漸感到“美國和歐盟國家之所以僅僅把引渡當成一個小問題，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人不引渡回來，不影響程序的進行“。

　　比如，美國有民事沒收制度，一些國家可以進行缺席審判或其他替代程序。因此，人是否被引渡回來，在他們的司法程序中并不是最關鍵的一步，更重要、更有實際意義的是資產追回。

　　資產追回制度，被公認為是《反腐公約》的最大創新。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國際公約涉及這一問題。

　　田立曉說，雖然大家普遍的印象是，美國、加拿大這樣的腐敗資產流入大國對于資產追回態度曖昧，但從談判來看，這一章的絕大多數條款恰恰是由美國提出來的，當中的法律設計也最終都采納了美國的提案。

　　最終“資產追回與返還機制”的核心是：通過一定的民事沒收措施，并通過民事和刑事訴訟，將被轉往他國的腐敗犯罪資產予以追回并按照一定規則予以返還和處分。

　　這一條款的表述，其實大有講究。

　　而據田立曉介紹，這一條也離不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努力爭取。

　　在談判初期特別是在非正式磋商中，西方國家堅持必須根據本國法律和程序返還和處分被沒收的資產，不承認也不接受在公約中寫入“返還資產是本公約的一項原則內容”。

　　瑞士曾向全會提交了一項表達上述意思的案文，但發展中國家表示不能接受，他們堅決要求：公約必須寫入返還資產的原則性。

　　正是由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堅持，公約才將“返還資產”規定為“一項基本原則”，從而首次在國際公約中確立了返還腐敗犯罪資產的原則。而且，這一原則對“資產追回”一章中的其他條款是有約束力的。

　　司法部司法協助外事司高級顧問黃風也參加了當時的談判。他認為，在通過民事訴訟追回腐敗非法所得方面，中國當時已有的一些經驗，成了《公約》后來認可的路徑。

　　比如在“開平案”中，為追回余振東等人非法轉移到國外的資金，中國銀行在案發后立即在中國香港、美國、加拿大、瑞士等地提起民事訴訟，并針對被發現的涉案資產向當地司法機關申請“資產凍結”，僅在美國、加拿大“凍結”的資產就有1.0806億港元。隨后，通過民事訴訟取得了返還資產的裁決，實際收回了上述大部分資產。

　　在余振東之后，至今逃亡在外的賴昌星、高山、楊秀珠等人的動向始終引人關注。田立曉說，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框架之下，司法的障礙絕非不能跨越，暫時“抓不回來人”也并不說明我們在國際協作中就不能有所作為。

　　記者李靜睿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