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改革開放40周年、50周年、60周年的時候，我們再來回顧時可以看到：30年時間基本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40年的時間搞好社會體制改革；50年的時候政治體制改革也階段性地完成了

　　文/劉延英林旭娜

　　30年前，對貧困落后的刻骨銘心使得廣東人內心深深積聚著對富裕進步的渴望。1978年，改革開放如激活了這深藏已久的渴望。一路走來，這種渴望使得廣東人對于一切禁錮發展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敢于首先破除；這種渴望使得廣東人對于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事物，敢于首先試水。廣東人始終堅信只要是能夠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就可以大膽嘗試。從經濟制度到社會制度，從文化領域到黨委政府，廣東的改革深入到全社會的方方面面。

　　同時，在堅持開放中，從資金、技術到人才，只要愿意為廣東作出貢獻、謀求共同發展的，廣東就隨時敞開大門。各種學術觀點、新穎多變的藝術形態，只要符合社會倫理，都能在廣東找到自己的生存土壤。

　　理論創新是廣東的巨大貢獻

　　在談到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田豐說，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中，廣東發揮了試驗田的獨特作用。1992年春天，鄧小平同志在廣東發表了“南方談話”；2000年春天，江澤民同志在廣東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春天，胡錦濤同志在廣東首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思想。三個春天，三次理論創新，都發軔于廣東的土地上，我們對改革開放的探索，也剛好與中央提出來的幾大文明的認識相呼相扣，這是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的。

　　田豐認為，廣東對全國的貢獻，最重要的不是GDP，而是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所以，在總結廣東改革開放重要歷史經驗時，不要過多地講GDP，要多講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解放思想是一切的起點，理論創新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貢獻。在改革開放30周年這個節點，全國各地都會進行總結，廣東尤其如此。因為它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改革開放最得益的地方，人們享受成果最多的地方。要從思想理論的角度來對廣東改革開放進行總結，把我們整個改革開放思想理論與改革開放的過程、成就結合起來講。講廣東的貢獻，一定要講思想理論和解放思想上的貢獻，因為沒有這些的先行一步就沒有后面整個改革的成功。

　　改革與開放互動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蔣年云回顧說：“1995年我作為專家被引進到廣東，從一個內地人的眼光來看廣東的改革開放，我認為應該倒過來講：開放改革。從全國看，是‘改革—開放—改革’30年螺旋式上升的過程，而廣東突出了‘開放—改革—開放’這樣一個特點。”

　　蔣年云總結道，廣東在改革開放當中，首先把開放作為先導。在上世紀80年代，廣東有兩個最重要的貢獻：一是價格放開，按照市場供求關系來實現價格波動；另一個是引進港資，三來一補，使投資主體多元化，帶來了所有制的結構變化，市場結構兩個最主要的基石就奠定了，沒有開放的先導，就很難有這樣的改革。

　　蔣年云認為，改革開放當中，廣東有四條基本經驗：一是開放作為先導推動改革發展和經濟發展。二是以開放作為一種前提，為改革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三是廣東在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當中，利用市場手段來調控經濟，以政府的宏觀調控，對經濟進行引導，做得比較好。四是今后廣東仍要以開放為主導，走國際化的道路，如果廣東不走開放和經濟全球化道路，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很難，因為廣東經濟外向度達85%，資源特別缺乏的時候，不走開放這條路，不行。

　　廣東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茂芹說，廣東改革開放的特色，有幾點是比較明顯的：

　　一是解放思想，敢為人先。改革開放、辦特區沒有先例，當初靠的就是敢于沖破各種條條框框，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大膽探索，在探索中不斷積累經驗，不斷前進。

　　二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首先通過引進外資特別是港資，發展工業、商業，同時學習境外、國外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開闊眼界，推動自身的改革，促進自身的經濟發展。

　　三是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人華僑眾多的地緣人緣優勢。在廣東改革開放過程中，港澳同胞、華人華僑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決定對廣東實行特別政策、靈活措施，辦特區，但當時廣東沒有經驗，不知道究竟怎么改革、怎么辦特區。有一個例子，為創辦深圳特區，時任廣東省委領導的吳南生同志找香港南洋商業銀行總裁莊世平，希望能借錢搞特區建設。莊先生說，這錢不是我的，是銀行的，不能借，但我可以幫你通過銀行貸款來解決建設資金問題，當時國內還不知道可以貸款來搞建設。后來廣東建出口加工貿易區，也是通過華人華僑關系收集世界上各國加工貿易區的有關資料，借鑒外國經驗辦起來的。應該說，港澳同胞和華人華僑對廣東的改革開放，不僅在投資辦企業方面，而且在思想觀念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據統計，目前廣東所利用外資中有大約70%都是港資、僑資。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者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教授說，廣東有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在中國經濟體制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先行一步”，率先探索價格改革，建立市場經濟調節機制；探索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分配制度，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探索企業和產權制度，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正是這些經濟體制改革和創新空前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導致廣東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陳廣漢認為，廣東之所以能在體制改革中先行一步，除了黨中央和國家的支持外，還有以下原因：首先是“敢為人先”的精神。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就是解放思想、敢為人先的產物。

　　其次，通過開放推進改革，在改革中不斷擴大開放領域和提升開放的水平。這可以說是廣東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經驗。從全國來看，廣東是全國外向型程度最高的省份。

　　再者，是借助廣東毗鄰港澳的獨特區位優勢和海外華人華僑的優勢。香港和澳門在中國特別是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獨特的作用，香港和澳門的產業轉移和經濟管理體制、經營方式的移植是珠三角經濟起飛和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今天，廣東的經濟發展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面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和轉“危”為“機”的機遇，廣東惟有在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方面先行一步，才能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國際視野與特區模式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樂正說，從宏觀看，廣東是中國最有世界眼光的地區；從歷史上講，它是中國聯系世界的一個關節點。中國現代化實現了三個超越：首先是超越了西方的經典現代化模式；其次是超越了蘇聯模式；第三是超越了孫中山等先賢志士的追求，在執政黨主導下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三個超越，換來今天舉世公認：現代化中的中國模式，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從微觀看，以深圳為例，伴隨著改革開放，所有的爭論，在深圳都有特殊的表現形式。在爭議中，深圳成長起來，從出口加工區到經濟特區、到經濟中心城市，在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功，它是改革開放的縮影。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摸著石頭過河的一個重要石子，樂正解釋道，它的改革開放歷程分為三個發展階段：一、從成立時到1991年，深圳一枝獨秀；二、1992年至200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視察后，改革開放在全國鋪開，呈萬馬奔騰之勢；三、2003年以后，是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相結合的新階段。改革開放不是效果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動力，最好的改革開放就是從發展中找改革開放的主題，在發展中檢驗改革開放的結果。

　　深圳最突出的特點包括：先行觀念，擔當起經濟特區的使命；務實觀念，干了再說；還有市場觀念。整個廣東都是在這些觀念上開始發展的。深圳的工業化第一步就邁進了國際產業鏈條，遇見問題就到國際上尋找經驗，而且愿意做第一個吃螃蟹者，有很強的創新觀念。2003年以后，深圳更強調這一點。如果自主創新這一塊沒有弱下去，深圳就不會衰落。

　　深化改革科學發展

　　面對抗擊國際金融風險、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要求與任務，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說，回顧總結成就可以增強信心，但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不足。

　　汪一洋指出，從廣東看來，30年過去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必須承認我們還只是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市場經濟走了很遠，市場化程度也很高，但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還未完成。而這兩個恰恰是核心，古語講“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不能沾沾自喜。

　　在社會體制改革方面，目前還相對滯后，改革不敢邁出大步子。現在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GDP年年都是兩位數增長，財政收入年年上新臺階，但老百姓感到生活難了、生存壓力大了，這是社會體制改革相應滯后帶來的癥狀。2003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廣東提出要科學發展，表明我們已經正視了這個問題，社會體制改革正面展開，希望我們能用5年的時間，解決這個問題。

　　社會體制改革是這樣，政治體制改革同樣如此。我們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提出，市場化是我們的方向，并用了10多年的時間進行探索。而民主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怎樣實現，還要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探索，激發起改革的激情和勇氣。希望改革開放40周年、50周年、60周年的時候，我們再來回顧，可以看到：30年時間基本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40年的時間搞好社會體制改革；50年的時候政治體制改革也階段性地完成了。那么，在建國100周年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我們建立了一個成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為世界貢獻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