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證的“歷史功績”

　　計劃經濟的“歷史見證”

　　方寸票證，記錄了時代變遷，囊括中國農業、商業、工業及服務業的發展史，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歷史見證”。

　　“為了滿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當時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發各種商品票證，有計劃地分配到單位或城鎮居民手中，這就是中國當代票證時代的開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計劃經濟物資不足，需要用票證來控制需求。”

　　隨著各種生活物質的不斷豐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糧票“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臺。這是目前學界公認的“票證時代”的終結。而在此之前的幾年，布票、自行車券、縫紉機券、外匯券等票證家族其他成員，就已悄然“退出江湖”。

　　“是改革開放讓人們扔掉了各種票證，遠離了商品短缺，實現了從‘解決溫飽’到‘基本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票證歷史與中國經濟發展軌跡緊密相連，你可以看到由票證描繪出的中國經濟發展曲線圖。”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者段鋼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同是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就此，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終于確立起來。

　　泱泱“票證大國”

　　學界對于票據的起端，公認的時間是1955年，是以發行第一套全國糧票為標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繼面世。全國2000多個市、縣都分別發放和使用了各種商品票證，進行計劃供應。此外，一些較大的廠礦、學校等也印發了各種票證。

　　“票證范圍之廣、地域之寬、品種之全、時間之長、數量之多，在世界上極為少見。除了買‘紅寶書’(《毛澤東選集》)不用票,買其他東西幾乎都要票。”當時有人這樣感嘆。

　　根據上海市商業二局向《中國經濟周刊》提供的一份資料統計顯示：僅以1962年為例，上海憑票供應的商品從此前的8種增加到62種。包括糧票、糕點票、糖票、油票、肉票、鹽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從中央到基層發行過糧票的地方約有2441個，品種約有30萬，包括農村口糧糧票、工種糧票、補助糧票、知青回城糧票、光榮家屬糧票、干部下鄉糧票、軍用糧票等等。

　　“大多數商品都是憑票供應的，什么樣的商品就用相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為了照顧老干部、高級知識分子、科研人員和有特殊貢獻的人，也分別發放了一些特供票證。”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對票證的記憶顯然是“刻骨銘心”。

　　“幾乎找不到不要憑票就能購買的東西。”申健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社會并不缺乏票據的身影。銀票、當票和各種買賣契約，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曾起過重要的作用。而這與新中國發行的各種票證明顯不同。

　　“建國后最早的票證應當是1950年開始印發的糧秣票，即大米票、馬料票、柴票、馬草票。”上海真常禮品有限公司經理董鳴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同年2月份，政務院出臺《全國各級人民政府1950年度暫行供給標準草案》，各大區分別對享受供給制的機關工作人員、解放軍官兵和部分企業職工的糧食定量標準作出規定。”

　　但是，《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大部分專家一致認為， 1955年糧票的誕生，才是新中國票證的開端。

　　從1953年10月開始，中共中央決定開始在全國實行對糧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統購統銷政策。1955年8月，國務院頒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由此糧票和購糧證作為第一票進入了新中國的票證歷史舞臺。隨后，油票、布票、麻醬票、肉票等相繼發放。

　　1961年10月起，全國各省、市、縣先后實行了按工資比例，隨發日用工業品購貨券、購貨證的規定，把50余種商品列入憑券供應范圍，如搪瓷杯、電池等物，票證種類更是五花八門，有的地方還發放了手帕票、鞋票。

　　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漸恢復，到1965年，除糧、布、棉、油、糖、煙等十幾種重要票證外，其余票證已逐漸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導致了商品的緊缺。商品越是緊缺，票證發行量就越大，而其間發行票證的數量更是空前。

　　上海市收藏協會會長吳少華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票證體現的是計劃經濟思路，也是國家對市場經濟宏觀控制的手段、一種社會管理的措施。在這種制度之下，保證了社會總體物資分配的平衡，保證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時代造就“票證”

　　“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票證可能是維護當時經濟體制運行的最好方法，也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必須手段；同時也是在當時消費品不足的情況下社會需要的一種分配方式。”上海社科院劉社建博士向《中國經濟周刊》說，“當然，不利之處也顯而易見，票證發行限制了公眾消費，阻止勞動力自由流動。”

　　事實上，票證的發行，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將勞動力緊緊束縛在人們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農村。由于“非城鎮戶口”的人們不享受絕大多數票證的“優待”，使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成為不可能。

　　而且，票證發行后，社會上立即出現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層，并有了嚴格的“世襲制度”。吃“農業糧”的想要嫁(娶)“商品糧”的，幾乎沒有可能。

　　但是，也有相關專家持相反意見：“票證束縛了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不能以好與壞作簡單判斷。就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應該是利大于弊，只有把農村勞動力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才能通過‘剪刀差’來完成工業所需要的積累，這對發展工業是有積極意義的。”

　　“資源是有限的，社會應該把有限的資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在計劃經濟下，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完全依賴于計劃體制中官員們帶有想象成分的‘社會需要’。”這位專家分析認為，“比如，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最缺少的是輕工業產品。但計劃體制時代人們卻認為，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是重工業，所以大量的資源都投向重工業。結果造成消費品的嚴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費品沒有一件不靠票證才能買到。”

　　他指出，“不宜過分強調票證的作用，歸根結底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問題。票證雖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其本身并不能代表計劃經濟體制。不過，如果放在更長遠的歷史背景下看，通過低廉的農產品價格提供給工業原料、幫助工業發展以及積累，其意義需要重新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