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證是什么？對于改革開放后出生、懷揣信用卡自由自在消費的一代，“票證”卻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更無法理解這方寸紙片中曾經容藏著的饑餓寒冷和無言期盼的“時代記憶”。

　　如今，票證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歷史文物”，被收藏者寵愛著。

　　9月30日，一位離休老干部向上海市博物館捐贈了56枚珍貴的上海糧油票證，其中有11枚絕版的票證。而“十一”黃金周期間，上海世紀公園一角，民間收藏愛好者展出超過1萬枚近現代股票、商標、許可證等老票證。

　　一代人說不清的“票證情結”和年輕人對于票證的隔膜，折射了改革開放30年生活的巨大變遷，也反映了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的滄桑軌跡。

　　自1955年發行第一套全國糧票始，至1993年票證的全面退出，整整39年，小小方寸 “票證”見證了多少真實的人間表情；而改革開放30年給老百姓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從此擺脫和告別了票證所代表的物質匱乏時代。

　　方寸票證留存的“時代記憶”

　　婚禮與票證

　　在改革開放初期，票證儼然成為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個關鍵詞，它近乎影響了黎民百姓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上海市大木橋路古玩城六樓，正在籌備“票證博物館”的上海春申集藏社經理申健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了這樣一件趣事。

　　1988年，申健籌辦婚事。按照老上海的規矩要準備“三大件”：縫紉機、自行車和彩電。經過充分溝通，第一件由女方準備，第二件找了輛半成新的“鳳凰”湊和，而搞定一臺彩電，卻成了他完婚的一大難題。

　　幾經轉折，申健終于找到“有路子的人”，觥籌交錯間對方拍胸脯保證“解決”。可是，就在婚期只剩3天的時候，對方打來電話告知：對不起，沒有弄到。頓時，申健沮喪萬分。下班途中路過徐家匯新華書店時，看到“買書中彩電”的廣告，于是咬牙拿出全月三分之二的工資買書。天遂人愿，果真真的中了獎——一張凱歌電視票。

　　“頓時感覺渾身來勁，當天就把電視機用我的‘老鳳凰’給運了回來。晚上，目不轉睛看電視到深夜，直到出現滿屏雪花。”申健笑著說。

　　他的春申集藏社柜臺很小，只3、4平米左右，但里面擺滿五花八門的收藏品。包括早期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文革年代的戶口本等，而其中又以票證居多。

　　“收藏票證，首先是因為對它有感情。”申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1969年初中畢業后，我就下鄉去安徽的一個農場插隊，吃的是大鍋飯，掙的是工分，一個勞動日才掙10個工分，只有8分錢，需要家里寄點全國糧票來貼補我的生活。”

　　他回憶道：在農場干活的時候，總感覺“吃不飽”。國家給的每個月定量糧票怎么省，也挨不了大半月。沒辦法，只有靠父母補貼。“在農場，一天到晚的伙食都是冬瓜，吃上大半個月，肚子里什么油水都沒了。每個月偶爾也有吃肉的機會，這個時候農場食堂就特別熱鬧。我使勁撥開人群，把自己的搪瓷大碗從眾多人的腦袋上遞過去，才能分得‘一杯羹’。而幾十斤豬肉，全農場百十號人分，怎么分也是不夠吃的。”

　　“因為1986年政府‘大齡青年回滬’的政策，36歲未婚的我才得以回到上海。”申健笑著說。

　　2001年，年逾50的申健向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捐贈了價值達33萬元的2000多枚票證。“就是要表達能夠‘回來’的感恩之情。”他說。

　　半輩子的“票證生活”

　　結婚經歷，使申健對票證有了難以忘懷的記憶，也促使他走上了票證收藏與經營的職業生涯。

　　而對于更多的人，當年的票證，卻是整個生活的“支點”。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都是憑戶口、憑票證供應；沒有票證,意味著無法生存。

　　“1932年出生的我，已經經歷了39年票證生活。這可是我的半輩子啊！”家住上海市閔行區張志榮老人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頗為感慨。

　　這位參加過解放戰爭、今年已經76歲高齡的老人告訴記者：“1953年，我進了縣機關。1955年國家開始發行糧票，每月自己的糧食定額是28斤，小孩子7斤。如何讓家里人吃的更飽，是我的‘頭等大事’。”

　　“為了能讓4個年歲差不多的小孩能公平地享有食物，我每天上班前都會把一天吃的東西用秤稱好了分給他們。比如一塊豆腐乳，會分成很小的四塊，放在各人的小碟子里。小孩都省著吃，因為他們知道，吃完了自己的就只能眼睜睜看別人吃了。”說到這里，老人露出苦澀的笑容。

　　老人說，“因為全國各省市發行的地區糧票互不流通，出門要換取全國通用糧票，而全國通用糧票的發行也是受控制的；我們生活不自由，農村的人想出門就更困難了。”

　　“農村里的人去城里走親訪友，會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為當時不管農村、城鎮都非常困難，不好意思吃親戚家的，就只好自帶著口糧。”他回憶道，“遇到婚喪，也要去鎮上的國營飯店。上飯店不僅要付錢，還要付糧票，少了哪樣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