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屆三中全會就“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第一次給出了具體的概括、論斷和政策指導，而且就其體制機制的建立設立了明確的時間表

　　文/記者尚前名

　　“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這是十七屆三中全會就“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所作出的全新表述，也是自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和2005年《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后，決策層第一次集中用“發展階段”、“關鍵時刻”和“重要時期”給予明確具體的概括和論斷。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了體制改革研究專家、中共中央黨校原教育長李興山，城鎮化政策研究者、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三農”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和剛剛參加十七屆三中全會文件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等權威人士。他們對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政策的新指向，向本刊記者作了初步的判斷、分析和前瞻。

　　受訪專家具體分析說，對于當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全會特別強調，“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并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放在“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根本要求”的戰略位置上。提出要“在統籌城鄉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為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增添新的活力”，將之作為下階段改革開放和農村改革應該把握的“重點”。

　　值得關注的新亮點是，全會對之明確排出了時間表：“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是：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進而指出，下一步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遵循的重大原則之一就是，“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作為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大戰略。”

　　多位專家認為，這些全新而具體的表述，著重于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加快形成，著重于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基本建立，“這是黨中央對統籌城鄉發展提出的新方針和新要求，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促進農民富裕的根本途徑，為下一步推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指明了具體方向。”

　　當務之急要打破“城鄉分割”

　　采訪過程中，本刊記者發現，對于中央關于“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要求，國內政策分析和學術研究甚少系統地關注，也未見“城鄉一體化”具體的規劃和設計。對此，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這一方面說明“城鄉一體化”是當前發展階段的新課題，另一方面也暗示這個問題也是新時期凸顯出來有待解決的突出難題。

　　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計劃經濟體制有兩個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產權不明的國有企業體制，二是城鄉分割、限制城鄉生產要素流動的城鄉二元體制。這也是三十年體制改革一直集中破解的兩大體制障礙。

　　對于城鄉二元體制而言，他分析說，三十年前農村改革實施的農村家庭承包制，雖然為土地政策松綁，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只是否定了城鄉二元體制的一種極端的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沒有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繼續存在的事實，城鄉依舊隔絕。

　　“由于在市場化環境下，分散的小農在市場中面對和資本的競爭時，都是處于弱勢地位。”在辜勝阻看來，城鄉差距會逐漸拉大，“而市場經濟又是優勝劣汰，長此以往，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和城鎮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30年來，我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加到4140元，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79萬，進步巨大。但依據今年8月份公布的數據，城鄉居民收入比例卻達到3.33:1，遠高于1984年統計的1.81:1。

　　城鄉差距日漸加大的事實表明，農民雖然是改革開放的“絕對”受益者，但和城市的生活水平相比，他們的“相對”受益卻很小。究其原因，乃在于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使得很多地方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而農民受土地的束縛，城鄉一體化也很難實現。

　　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較慢，難以享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同時農村的落后最終也拖累城市，使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也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最終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所以，李興山認為，大力建設以集體經濟和合作經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當務之急是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困境，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才能夠實現城鄉、工農協調發展，全面解決“三農”問題。

　　突破口在城鎮化

　　為此，韓俊認為，亟須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治的各種制度，減少農民，使城市和農村緊密地聯系起來，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而突破口就是加速農村城鎮化進程。

　　改革開放30年，正是我國城鎮化高速擴張的階段。據最新公布的數據，截至2007年底，全國設市城市已由1978年的193個增加到656個，建制鎮從2173個發展到19369個，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為骨干、小城鎮為基礎的多層次的城鎮體系。城鎮人口5.94億，城鎮化水平達44.9%，比1982年的21.1%提高23.8個百分點。

　　肖金成告訴本刊記者，“城鎮化，實際上指的是農村人口像城鎮轉移的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一種社會變遷的反映。體現了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同時也是一國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

　　“一段時期以來，由于我國在城鎮化的思路、戰略和政策等方面存在不同看法，導致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滯后于工業化，農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依然很高。”肖金成指出，當前，全國約有60%的人口在農村，惟一的出路就是減少農民數量，提高勞動生產率，“一旦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農村勞動力的產值也會大大提高，收入也會相應增長。而這就是促使我國堅定發展城鎮化的巨大推力。”

　　肖金成介紹說，城鎮化也是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由于快速城鎮化的推進，“十五”期間，我國市政公用設施投資總額達20300億元，是“九五”時期的2.85倍。城市供水、排水、燃氣、供熱、公共交通、園林綠化、市容環衛、市政道路橋梁等各行業投資均大幅增長，在使城鎮人居環境不斷改善的同時，也有力地拉動了社會經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