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牧民向農民的轉變

　　利杰一家是2006年9月第一批下山的牧民之一，他家在上山是有名的貧困戶，自家沒有羊群，要靠給別人放牧生活。

　　“錢是什么樣都快忘了。”利杰說，工錢是折成羊羔的，如果風調雨順，一年下來有四五只羊的收成；遇到災年，不但要承擔凍、餓、病、狼吃掉羊的損失，說不定連一只羊羔也得不到。

　　像利杰這樣貧困的牧民，在山上還有很多。

　　下山那天，留在山上的牧民列隊歡送。一輛面包拉著30多個下山的牧民，另一輛卡車拉著他們所有人的家當。

　　“十幾家的所有家當都沒拉滿一車。”利杰一提到當時的情景就有些傷感。自己50多歲了，可一家除了幾雙被褥和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外，幾乎沒有什么可以帶下山的。

　　這次下山，利杰是頭一個報名的。除了響應政府號召，為了草原，為了生態，他還有個心愿，那就是為了女兒。

　　女兒烏云格今年18歲，在山上阿拉溝鄉上完了中學，她對山下的生活一直充滿著好奇和向往。

　　“我們為什么不下山生活，為什么要守在這里過這個窮日子？”女兒經常這樣問利杰。面對女兒的質問，利杰不知該怎么回答。頭幾年政府組織第一次移民時，他就很猶豫，山下是個陌生的世界，是個富裕的地方，但那個世界、那個地方、那種生活屬于自己嗎？

　　“我想下山，去山下打工。”有一天女兒輕聲對家里人說。利杰猛然意識到，山下的生活也許不屬于自己，但屬于女兒，因為那是女兒向往的。

　　和老婆商量后，利杰決定下山。

　　年輕人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更急迫，他們更急切地期盼與現代文明相擁。年輕的牧民成為下山人群中的一大亮點。

　　蒙克那森今年28歲，去年剛剛結婚，他和其他很多下山的牧民不同，在山上屬于富裕戶。

　　他家有100只羊，還有些牛，一年下來能有兩萬多元的收入，他在山上也是令人羨慕的人。

　　蒙克那森家世代居住在巴音布魯克草原，兄弟姐妹8個，父母快80歲了，孩子要結婚，父母就給一個蒙古包，其它什么也沒有了。隨著限牧、禁牧，大家族能上山的羊只有400多只。

　　有一天老父親把幾個孩子叫到一起，“草場不夠了，400多只羊吃不飽，都待在山上不行，還是下山種地吧。”

　　蒙克那森把家里的100只羊交給了其他兄妹，帶著媳婦下山了。

　　2006年，他給別人種了200畝棉花，掙了點兒辛苦錢。但他說，自己懂了點種地的知識。

　　去年，他自己種了10畝玉米，秋天收了7000多公斤，自己出去找來了買家，按每公斤1.1元的價格賣出，除去費用，掙了4000多元。他在定居點開了個小商店賣點煙茶、小食品，還代收移動話費，讓媳婦看著，一年下來也掙了4000多元。

　　今年，他把自家的地包了出去，自己跑出去到附近的村攬一些搬運木頭的活兒，而后組織20多個人去干，當起了包工頭。他說，這一年下來得有5000多元的收入。政府配的電視送給了山上的家人，自己又花了1850元買了個29寸的TCL。腰間掛上了諾基亞手機。

　　蒙克那森參加了政府組織的技能培訓，學了汽車駕駛，他計劃著能貸到款，買一輛卡車，在家閑時到和靜縣城或是州府庫爾勒市跑運輸。

　　“駕車跑在高速公路上，那感覺比在草原上揚鞭催馬更過癮，更有成就感。”蒙克那森的神情就如同已經在路上奔馳了一般。

　　“雖然現在的收入比不上山上多，也很辛苦，但我想，以后的日子肯定要比在山上好。”蒙克那森話里透著自信。今年山上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到他這里看了后，也動了下山的念頭。

　　山上越來越多的牧民想下山了，而下山牧民的孩子們更愿意進城打工、見世面。

　　星期六，在縣城一家酒店當保安的巴音達拉，騎著摩托回到家里，19歲的巴音達拉身穿小背心，前胸后背都綴上了NBA的圖案，牛仔褲、旅游鞋，耳朵上掛著LEE牌的MP3，隨著音樂的節奏搖動著身子，神情專注，如在迪廳。乍一望去，沒有人會把眼前的巴音達拉和牧民聯系在一起。

　　利杰的女兒烏云格這天也回了家，她在離定居點90多公里的庫爾勒市一家星級酒店當前廳服務員，每隔四五周才能回家一次，除了工作忙以外，她想在那里抓緊時間多學點東西。

　　她提著從城里買回來的東西，腳上依然是在城里穿著的涼拖，一雙染著紅指甲的腳在鄉間的土路上輕快地走著。

　　2008年5月30日，和靜縣察汗烏蘇村舉行這個村的首屆村民委員會選舉。很多人手里拿著選票，小心翼翼地投進選票箱。有人在唱票，有人在墻上黑板上劃著“正“字”，人們或圍坐在黑板旁數著那上名子后面“正”的多少，或在院內三五成群的閑聊著。

　　也許他們中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從今天起他們的身份將發生歷史性變化，由牧民向農民的轉變。

　　這種身份之變，不是簡單地稱呼之變，這其中包含著放棄、犧牲，也喻示著重生和希望。張博書記說：我們在享受大草原的豐茂秀美時，不要忘記這些牧民們。我們應向這些離開家鄉的移民們致敬。 龔懷山 傅翔龍 本報記者 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