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種地，那還是蒙古人嗎？

　　34歲的蘇開，看上去要比他的實際年齡大很多，臉龐被紫外線曬得黝黑，眼神讓人感到一種憂慮。

　　“我除了放牧，什么都不會。”蘇開也知道山下看病方便，掙錢的機會多。可他也知道，干什么都需要手藝，可自己除了放牧，會什么手藝呢？

　　2006年9月，蘇開同1355名牧民下山，被政府集中安排定居在農區的一個村子——察汗烏蘇村。

　　這里曾是一個農場。平坦寬闊的土地上，一磚到頂的新房排列得整整齊齊，每間新房都有50平方米，都通了上下水和電，每戶房前還有菜地、廁所。鄉里的干部說，每間房子政府投入3萬多元，每家的電視也是政府給配的。每戶按人頭每人還劃撥了7畝地。為此，州、縣每年自籌資金上千萬元，政府期望牧民兄弟早點過上富裕日子的心情很急迫。

　　但急迫的良好愿望在現實中一次次跌落。從馬背上下來，放下牧鞭的牧民們對政府給他們的一切心存感激地接納，但對于他們陌生的生活方式，卻矛盾地捧在手中。

　　“下山種地，那還是蒙古人嗎？”和蘇開有一樣想法的牧民有很多。山上多悠閑啊，騎著馬漫山轉，累了下馬躺在綠草上，望著藍天想那些美妙的事，雖然生活苦點，但沒有壓力啊。

　　在他們的記憶中，自己的祖祖輩輩都在這片草原上以牧為生，離開這個草原，放棄牛羊牧歌，怎么向祖先交待？

　　這樣大規模的移民，山上山下的很多人都表示出不同的擔擾。

　　才仁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作為一個蒙古人的后代，做為一縣之長，他背負著造福一方，讓鄉親父老過上好日子的重任。

　　劉進喜也感到從未有過的壓力，身為巴州黨委副書記、主抓新農區建設及生態移民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改變巴音布魯克的面貌，使廣大牧民脫貧致富，絕不僅僅是從山上搬下一些牧民那么簡單，這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工作。

　　劉進喜說，這需要我們做好充足的準備，做細致的工作，不然就會出現好心辦壞事的結果。

　　劉的擔心不是多余的。在上世紀90年代曾有過一次移民，但因財力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200多戶下山的牧民，在山下呆了些日子后，又先后重返山上。

　　“每天上工都吹號，大家集體出工，掙來的錢大家分。”包海是第二次下山了，他時不時地回憶起十年前第一次下山的情景。

　　“第一次住進磚房，一擰開關，水就嘩嘩地流了出來。”包海和一同下山的牧民對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鎮上干部給派了活兒，包海在鎮上幫別人收辣子，一天下來就掙了30元。那一晚包海興奮得睡不著，他掰著手指盤算著，一天30元，一個月就是900元，兩個月可就是山上放一年羊的收入啊。他打算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好好干，不就是出點力氣嘛。

　　可沒過幾天，他的夢就落空了。辣子收完了，棉花也收完了，這些力氣活兒沒有了。蓋房他不會，種田他不懂，做小買賣又沒資金，包海和多數牧民傻了眼。

　　沒了可以出力氣的活兒，包海只好窩在新家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活兒，周圍的一切都令他感到陌生。

　　200多戶下山的牧民多數和包海一樣，新奇慢慢淡去，焦慮和困擾彌漫了他們的生活。沒多久，他們就拾起不多的家當，告別那紅色的磚房，向山上走去。

　　“這是一次不成功的移民。”劉進喜坦言，“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才算成功，“移民式扶貧是幫助牧民最終脫貧致富的根本之策，也是把綠色留在高原的一個重要環節。”

　　2006年開始的新一輪移民，被定位在“生態保護和扶貧開發并舉”，以期實現“山上牧區生機孕育，山下新農村面貌初顯”的目標。

　　而這需要將輸血型移民向造血型移民轉移。一方面，由縣政府出面聯系，讓牧民與農場或企業簽訂勞務輸出合同，免費提供生產工具；另一方面，調派農業種植能手，手把手教牧民種植。

　　“棉花可以做什么？可以吃嗎？”哈謝第一次見到棉花，好奇地問。教他們拾棉花的人拉著他的衣服笑道：“你的衣服就是用這個做出來的。”哈謝將信將疑。

　　從那以后，哈謝和棉花打起了交道，鄉里專門派人教牧民怎么種棉花，哈謝認真聽細心學。去年他把政府分給他家的21畝地都種上了棉花，年底一算掙了4000多元，這可是他們一家在山上兩年的收入啊。

　　“誰說蒙古人不會種地？”他樂呵呵地對身邊的人說。21畝地他感覺不過癮，今年他又從別人手里包了40多畝地，都種上了棉花。

　　“蒙古人也會種田，為了巴音布魯克草原永遠美麗，為了我們的日子越來越好，我們這些蒙古人愿意種田……”哈謝說這話時，眼睛望著他那片棉田。

　　“放下牧鞭拿起從沒摸過的鐵銑，那實在是一種勇敢的放棄和犧牲。”巴州黨委書記張博說。

　　真正要轉變的是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

　　“我長這么大，頭一次穿短袖襯衣。”烏拉格圖拽著身上淡藍色的T恤笑著說。山上氣溫低，他從沒有機會穿短袖衣服。

　　“最不適應就是氣溫。”山上全年平均氣溫不到20攝氏度，而山下夏季氣溫高達30攝氏度。這讓烏拉格圖和一同下山的牧民極為不適應。他第一次在山下被蚊子叮咬，看著手臂上的腫包，不知是什么原故。

　　山上天天喝奶茶，山下偶爾喝喝；肉也吃得少了，身上少了力氣；沒馬騎了，出門都要走路。

　　但讓他們不適的還不僅僅這些。

　　“把這片地里的辣椒摘了，給你30元。”烏拉格圖頭一次給雇主干活，一聽能給這么多錢，老實淳樸的烏拉格圖二話沒說就下地了。

　　“這輩子也沒彎過這么久的腰。”但一想到一天就能掙30元，烏拉格圖用手撐著腰、咬牙堅持著。

　　“這是你一天的工錢。”雇主把兩張十元票子遞過來。“老板，不是說好30元嗎？”烏拉格圖怯聲問。

　　“我什么時候說了，你聽錯了吧，不想要算了。”雇主一副不奈煩。烏拉格圖只好接過這20元，揣在兜里，扶著腰回家了。

　　“以后干活要先簽合同。”副鄉長阿木西告訴烏拉格圖。通過這件事，鄉里組織牧民們培訓相關法律知識。慢慢地烏拉格圖和身邊的牧民們知道了什么是合同，怎么簽合同。

　　“這張紙的作用這么大？”從這以后，烏拉格圖每次出去干活，都要和雇主先簽個合同。不按合同上簽的價錢付錢，就找地方講理。不簽，我就不干，反正想找零工的雇主多的是。

　　鄉干部說，這叫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烏拉格圖雖沒有完全懂那些詞的意思，但他知道這可能和自己做的事有關。

　　山上和山下有許多不同。而看病更是件頭疼事，山上雖然有衛生所，但一旦得個大病，夏天要包個車，就得近千元，而到了冬季要想下山就更難了。

　　特爾巴特來到山下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鄉里，花2.5元找了個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個澡。

　　在山上洗澡是很奢侈的事。“山上太冷了，洗澡很容易感冒。”特爾巴特一年當中洗兩三次澡，夏天多是用濕毛巾擦擦，而到了冬天，零下40多攝氏度的氣溫，人在蒙古包里湊著火爐取暖，前面身子是暖的，后背還是冰涼。

　　特爾巴特下山第一個月全家就掙了800多元，他帶著老婆孩子去了趟縣城，進了一回縣城的澡堂。而后三口人干干凈凈地逛集市。

　　老婆在一條裙子前停住了腳，拿在手里看個不停。山上冷，女人很少穿這么薄這么花俏的裙子。“多少錢？”特爾巴特問攤販。

　　“85元”攤販要價。特爾巴特咬了咬牙二話沒說就付了錢。

　　回到家，老婆穿上裙子在房子里轉了一圈又一圈，舍不得脫下來。這是老婆這么大頭一次穿裙子，特爾巴特在一旁開心地欣賞。

　　“這裙子最多30元。你沒還價？”鄉干部的話讓特爾巴特樂不起來了，買東西還能還價？多付的50元，可是他近兩天的收入啊。

　　討價還價。特爾巴特記住了這4個字，并把它們用到了買東西以外的其他方面。

　　“30元一天，外加一頓炒面。”雇主找上門來。“40！午飯要拌面！”特爾巴特學著討價還價。

　　特爾巴特的賬算得越來越精了。政府給他家分了20多畝地，別人家種這種那，自家種點兒什么？

　　他開始四處打聽，找當地農民請教。種一畝棉花，能收入200元，種一畝玉米可以收入350元，可要是種辣椒賣得好的話可以掙500元。

　　特爾巴特的做法得到了鄉干部肯定，說他有了“市場意識”，特爾巴特不理解什么是“市場意識”，但他自己感覺，這些東西都是在山上所沒接觸過的。

　　下山的牧民們慢慢學會了被鄉干部說成這意識那意識的事，也漸漸習慣了用這些“意識”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剛下山時，一些牧民因為不適應山下的生產和生活節奏，政府給了房子，每月還補助15公斤面粉、10公斤大米，有吃有住。“這日子比我們在山上的日子好多了。”一些在山上過慣了窮日子的牧民，面對政府給的一切很是知足，有一些人不愿意出去打工種地，天天呆在家中享受著。干部們把這種人稱之為：靠在政府身上的人。

　　“輸血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一生，要讓牧民們真正能住得穩，必須讓他們自己動起來，實現自我造血。”才仁縣長稱，不能讓這次生態移民再走以前不成功的老路。

　　“山下不像山上那樣悠閑，一天不出去干活兒，你就沒錢掙。”看著別人家幾百元幾百元地往家拿，一會兒買個手機，一會兒又添個冰箱，“棉花是白的，可眼睛是紅的”，沒人愿意被人瞧不起。

　　那些“躺在政府身上的人”躺不住了。拿起鐵銑下地學種地，主動出去找活兒干，并私下里開始和周圍的人較起了勁兒，看看誰家能干，瞧瞧哪戶更富？

　　競爭悄悄在牧民中展開。那種在山上獨家放牧，戶戶少有往來，閑悠自在的日子不見了。牧民驚喜地發現，生活在壓力中變得越來越好了，日子在競爭中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