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對社會的“閱讀能力”

　　余凌云教授曾任職公安大學，他在接受采訪時指出，要預防此類暴力襲警事件，執法部門首先要依法行政，提高執法水平。

　　在閘北襲警案中，據犯罪嫌疑人楊佳交代，其犯罪動機與警方對其涉嫌自行車盜竊的處理不滿有關。幾乎同時，貴州甕安襲警案則起源于一女大學生的尸體鑒定。

　　于海說，這些暴力犯罪均源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矛盾，如果小矛盾得以及時化解，悲劇就有可能不會上演，暴力襲警案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一切矛盾在被激發的早期就應受到執法部門的重視，而不能任其發展直至無可收拾。”

　　鄒榮指出，我們不難發現，近來發生的不少暴力襲警案中，案件本身并不復雜，但都與對案件處理結果不服有關，民眾為了宣泄某種不滿而采取偏激行為所致，這一點值得充分重視。

　　首先，公安機關在案件處理程序上應增加透明度，有些能夠公開的執法事務，不要諱莫如深。特別要強調的是，執法要以理服人，凸顯柔性關懷，不能簡單粗暴，特別是對那些外來打工者、小商小販等的一些輕微違規違紀更多的是提倡教育，而絕不能采取“零容忍”的態度。“即使審查結果站得住腳，還得看執法過程離透明和公開是否還有距離。總之，增加執法過程的透明度，堅持公平正義，這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根本道路”。

　　其次，我國目前解決矛盾的機制是存在的，但如何發揮最大效用值得深入思考，執法部門要善于聽取民眾的呼聲和訴求，“然而，目前，有些環節不但不能起到緩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加劇了矛盾，對此，我們應好好加以研究。”因此，建議政府有關執法部門應加強自身對社會的“閱讀能力”，關注公共利益，關注人民群眾關心的切身訴求，真正將“執法為民”落到實處。

　　此外，對某些性格孤僻、容易走極端的個人的日常教育和引導，公安等執法人員面對他們時如何科學防范、有效化解等，也是一個嚴峻課題，切不可小事激成大禍，最終釀成悲劇。

　　“個人極端暴力”成新壓力

　　近一個時期來，完全由一個人策劃、籌備、實施的極端暴力事件時有發生。一些安保專家認為，目前個人極端暴力行為的現實危害程度超過恐怖主義，防范難度甚于反恐，可能成為今后社會維穩工作的重中之重。

　　這些個人極端暴力事件通常都有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動機往往起源于私憤，但其報復目標并不僅限于“利益直接相關人”，而出現報復目標泛化的趨勢，進行“無差別傷害”。一種是將私憤放大到對某個部門和單位的仇恨，如云南瑞麗“427”爆炸案中，案犯就是因對交警扣押其摩托車不滿，而采取炸民警值班室的方式進行報復，此次上海“71”暴力襲警案也屬于這類情況；另一種則是將私憤放大到對社會的仇恨，報復社會，如造成17人死亡、40人受傷的溫州“517”爆炸案，犯罪動機起因于賭博糾紛，但受害者中許多都是與犯罪嫌疑人素昧平生的無辜平民。

　　復旦大學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曉說，個人極端暴力行為實施者之所以將私憤泛化放大，與社會矛盾進入易發、多發期相關。理論上，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上，進入社會風險的高發期。而我國收入差距、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現實，增加了某些底層民眾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們的長期壓抑如果因為某個突發事件而報復，就完全有可能轉化為對政府部門乃至整個社會的仇恨。近期一系列個人極端暴力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屬于這類情況。

　　由于籌劃、籌備直至實施都由個人完成，沒有“上下家”和同伙，沒有機構和組織指使，沒有成文的行動策劃，防范個人極端暴力行為的難度相當大。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安全問題專家張家棟博士說，美國每年都要發生個人實施的校園槍擊案件，日本東京秋葉原不久前也發生持刀砍人事件。我國近期出現的個人極端暴力行為，應當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受訪專家建議，除了加強對重點部門和重點設施的安保措施，提高重點人群和社會公眾的安保意識之外，還要盡可能增強社會不穩定因素的發現力，注意行政執法過程中的親和力，化解矛盾于萌芽狀態。

　　有專家指出，要在個人極端暴力行為發生前發現其企圖，目前看來相當難，關鍵是從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多研究、多采取一些化解“仇恨”的辦法，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抗。(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丹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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