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有2張面孔。

　　一張是現世的，如麥兜形容馬爾代夫般“藍天白云、椰林樹影、水清沙幼……”，有海上世外桃源的美麗。而海南的博鰲亞洲論壇又吸引亞洲各國政要親臨，使她在絕世之余，和現實還保持著某種親近姿態。

　　另一張屬于記憶的，爛尾樓遍地、呆壞賬高筑、銀行接連倒閉、投機客風行。一名受訪者說，海南曾給人印象是騙子淘金的樂園，讓規矩的商人心生畏懼。

　　4月13日，是海南建省、成為經濟特區的20周年。

　　這20年，海南究竟發生了什么？

　　記者探訪海南曲折的成長路徑后發現，這個島嶼就像是中國改革30年的縮影，中國發展所遇到的矛盾、困惑，在海南都有呈現、并被放大。

　　從發展初期的盲目沖動、到樓市泡沫幻滅后金融系統崩潰，以及如今農業和旅游業的發展回歸。這個對自由貿易有著天生向往的島嶼，用她的成長經歷告訴我們，自由的權利只有在成熟的社會環境中，才能創造更多財富。

　　從機場、碼頭，到海口市的街道、樓房，都懸掛著“慶祝海南建省辦特區20周年”的標語。在的哥周彬眼中，沒有哪一年的慶典有如此隆重，“哪怕過年也不如現在。”

　　而在20年前，島內只有兩條簡易公路，省會海口的各交叉路口沒有一盞紅綠燈，座機多是手搖，農村基本不通電。

　　“雖然只是一個省的20年大慶，但政府最大期望是想通過慶典告訴人們，海南現在已走出低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歷經海南成長的風風雨雨。他很想社會對海南有一個理性反思，只有那樣海南明天才會更好。

　　【起點迷航】

　　農業優先發展戰略被棄

　　建省之前，海南已肩負沉重國家使命，被指望20年發展到臺灣同等經濟水平

　　經度110.33，緯度20.01，隨著google earth鏡頭不斷推近，孤島海南由一個圓點展現出3.4萬平方公里的島嶼全貌。

　　由于特定地理位置，海南沐浴著熱帶海洋季風，光溫充足，成為植物的生長樂園。去年海南簽訂的農產品銷售訂單達110.3億元。海南的橡膠、胡椒、咖啡等產量占全國的近一半。

　　一直關心海南發展的海南省委黨校副校長廖遜認為，如果海南20年前就著力發展農業和旅游業，那也就不會走偌大一個彎路。

　　事實上，在海南建省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受海南省委托，為其編制的《海南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總報告》中，曾主張要利用地方獨特資源，優先發展農業和旅游。

　　但該主張在當時的宏大背景中被迅速湮沒。李永春說，當時的海南肩負更重要更沉重的國家使命，才會迫使它選擇一條迅速致富的道路。

　　李永春是原海南省第一任省委書記許士杰的秘書，他熟悉海南過往20年的歷史。

　　李永春說，在中國與英國談香港問題之前，鄧小平也曾想過臺灣問題，不過，臺灣方面稱，談統一可以，不過要等大陸經濟趕上臺灣再說。

　　“如果讓大陸的經濟短時間趕上臺灣有點困難，鄧小平當時有這樣的打算，可以先拿海南做試驗，使其全面開放，讓海南和臺灣比比。”李永春說，這就是中央決定設立海南特區的一個重要原因。

　　鄧小平曾在1984年北京的一次座談會流露出對海南的冀望，“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臺灣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

　　在巨大的開發熱情下，海南的工業和貿易被給予更多關注，而農業發展淪為次要地位。

　　建省那年，國際著名農牧工商公司泰國正大集團曾嘗試在海南發展大型養蝦場。若全部建成，年產值可達12億美元，超過當年省工農業的總產值。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計劃最終被取消。

　　【自由港誤區】

　　憧憬建成“小香港”

　　海南曾設想將海關撤出島嶼，實現境外資金、貨物和人員自由進出、交換，未被中央批準

　　回想當年，李永春至今都驚嘆海南當初開發時的心胸和氣魄。他說，原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曾有個想法驚動全國，他決定在全省范圍內造香港，在洋浦等地再造幾個“小香港”，使全島成為自由貿易島。

　　李永春說，當初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國家上下都傾向給海南更多自由權限。

　　1983年2月，國務院連續三次召集院部領導座談，提出給海南多些自主權。次年春節前，胡耀邦視察海南時說，發展海南，不要給“棍子”，給“繩子”。

　　在建省的前一年，國務委員谷牧率16個部門會集海口，更是在討論能否使海南成為類似香港那樣的經濟自由區，在經濟上與大陸“脫鉤”。

　　于是，原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產生一個大膽設想，把海關撤出海南，搬到湛江。

　　“海南沒了海關，就等于成為了一個自由港。”李永春說，那樣，境外的資金、貨物、人員進出就基本放開，貨幣可以自由交換。

　　一家美國報紙曾評論說：“若能兌現，確實是破天荒的最特別政策。”

　　但此后海南特別關稅區并未獲批。1993年1月，江澤民總書記對省委書記兼省長的阮崇武說，先把洋浦開發抓好，特別關稅區一事不要再提。

　　“海南的經濟基礎薄弱，若獲批，進口產業對原有企業會造成大面積破壞。”廖遜說，“就如一個小朋友連走路都沒有學會，就想馬上跑起來，那肯定出問題。”

　　即便如此，海南還是獲得了比深圳、珠海更多的優惠政策。

　　1988年，國務院先后下發第24、26號文件，其中提到，海南可以自由兌換貨幣；境內投資者自獲利年度起10年內不再補繳所得稅；土地使用權出讓一次性簽約最長70年(深圳等地是50年)。

　　一個明顯的區別，深圳特區建制時一直貫徹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政策。而海南可以不提以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競爭。

　　【開發區盲動】

　　洋浦開發區被指喪權辱國

　　各縣市紛紛申請開發區，至1995年底，有104個備案。一官員稱，當時開發區布局混亂、重復

　　海南建省后，工業開發被定為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力。在《海南經濟發展戰略》中，強調要把發展工業作為振興海南經濟的中心指導思想。

　　當時，老百姓中流傳一句話，海南干部不是在“天上”(指出國訪問和招商)，就是在“地頭”(指陪老板看地)，平常在辦公室見不到人。

　　海南獲得各項優惠政策的同時，轄下各個縣市紛紛開始要求設立開發區。

　　至1995年底，海南有據可查的開發區有104個。曾在海南省建設廳任副廳長的林克昌說，這些開發區真正能破土動工的則少之又少。到1997年，開發面積只有23平方公里，約占開發區總面積的2%。

　　洋浦開發區是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一個。

　　洋浦地處海南西北，有深港優勢。原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上任后，決定將30平方公里的土地開發權租給香港一家大企業———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

　　當時確定這個模式是，主權范圍內的事，中國說了算；企業經營自主權，管理權上的事，外商說了算。

　　“這樣做是因為海南政府自身根本沒有資金開發洋浦。”海南戰略發展研究所所長傅志平說，僅僅洋浦開發區的“七通一平”，就需要100多億元，而當時海南一年的財政收入為4.2億元。

　　“當時的海南是處于這樣一種環境。”李永春說，“凡是政策沒有明文規定不可以干的，就可以大膽試驗，大膽實踐。”

　　但在一片“喪權辱國”的質疑聲中，洋浦開發區的報告一直未被中央批準。當時海南特區的這一做法被指責為“讓外商制造新的租界”。

　　洋浦一大批土地就這樣被閑置了5年。

　　按照法律規定，閑置超過兩年的出讓土地，政府有權收回。事實上，政府并沒有這樣做。

　　原洋浦工業區規劃土地建設局長夏明文說，從政績角度講，只要有個空架子也是好的。“由于開發規模與開發能力不相適應，不少開發區奠基后就停工。尤其是各縣市各自為政，必然導致開發區布局混亂，項目重復，無規劃可言。”

　　【房產夢魘】

　　人人談房產，人人都是地產老板

　　房地產最熱時，在島上投資地產的企業有5000多家，林克昌說，哪怕官員參與也不算違法

　　林克昌已有64歲，他生命中有8年的時間在處理海南閑置積壓的房產。那時他是海南省處置積壓房地產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他說，提起房產泡沫至今都令人心有余悸，它嚴重挫傷海南經濟的元氣。

　　海南房產泡沫的源頭始于1989年3月26日。那天，《海南經濟特區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轉讓規定》出臺，土地批租瞬時成為海南財政收入的一大重要來源。

　　曾在三亞市國土資源局任副局長的夏明文介紹，作為一項吸引投資者的舉措，政府以較低的價格將土地大量批租出去，然后拿土地出讓金投資于基礎設施。

　　以1993年的三亞市為例，三亞政府的財政收入不過五六千萬元，而通過土地批租的房地產收入則超過一億元。

　　而在前一年，三亞中心城區一塊4.3畝的土地，以每畝381萬元成交，創海南歷史之最。

　　由于海南在實施土地有償轉讓之前，還未真正開展城市規劃，所以當時找地蓋房子、做項目并不難。于是，上島找地、找項目的人越來越多。

　　據統計表明，在房地產最熱時，島上投資地產的企業有5000多家。那時，幾乎人人談房產，人人都是地產老板。

　　“哪怕官員參與也不算違法。”林克昌說。

　　當時有些公司只付少量的定金，通過關系拿到土地或項目的批文找買主，輾轉下來，到真正的開發商手里時可能已經是第七手買主，而土地價格也可能是最初的好幾倍。

　　林克昌記得甚至出現，有的公司好不容易搶到一個項目，結果發現那塊地卻是當初自己賣出去的。

　　為了造成供求關系緊張的假象，許多炒家囤積房產。房價自1991年下半年開始攀升至1992年6月達到頂峰。1992年1至4月平均漲幅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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