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底，震驚全國的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腐敗窩案相繼作出一審判決，阜陽中院先后三任院長尚軍、劉家義、張自民被判入獄。但據記者調查，盡管腐敗窩案判決已經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賄者卻毫發無損，仍然戴著買來的“烏紗帽”：行賄15次的何濤仍連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長，多次行賄的李松濤也被選為潁上縣人民法院院長。(《中國青年報》3月31日)

　　受賄者“東窗事發”后牽連出行賄者，這現象在近年來的反腐戰場上屢見不鮮，可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雖然《刑法》對于行賄罪有明確的規定，但行賄者卻總是受賄罪中被忽略的大多數。可事實上，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就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級法院或者檢察院在辦理受賄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其中特意提到多次行賄、向黨的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員行賄的情形。

　　完全符合嚴肅查處標準的何濤、李松濤，非但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反倒另謀高就，著實讓人大跌眼鏡。如果說“重受賄，輕行賄”的司法具體操作原則，是因為在現行的條件下，嚴厲追究行賄罪可能會加大受賄罪的查處難度，必須容忍的一種“必要之惡”的話，那么這種由受賄罪牽連出的行賄罪，則完全不存在這樣的邏輯前提。更何況，這兩起行賄罪的主體都是司法工作人員，屬于典型的“知法犯法”，理應“罪加一等”。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安徽省政法委編撰的《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中，何濤是行賄的反腐反面典型，可他依然連任法院院長。這種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說明在一些地方，反腐教育僅僅停留在走過場上，不論開會、下發文件還是宣傳教育等，都只是一種“把形式當成目的”的反腐秀。否則，哪怕動一點真格，列入反面典型的當事人也不會仍居高位。

　　自上而下的反腐不動真格，自下而上的案件查辦自然就會“點到為止”。按理說，辦理三任院長受賄案的相關檢察機關，根本不需要順藤摸瓜，只要拿著“如山”的鐵證對當事人的行賄罪另行立案，行賄的當事人就會落入恢恢法網。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查處行賄受賄的檢察機關，要么其檢察機關自動放棄其法定職責，要么檢察權受到行政權力的不正當干預不深究下去。但不管如何，自上而下的反腐風暴就這樣被“分解”得支離破碎。

　　不過，最令人失望的是任命兩名行賄者為法院院長的兩地人大。相比于受賄罪不被追究的問題嚴重性而言，犯受賄罪者被任命為法院院長，無疑是法治最大的悲哀。在眾多舉報材料已經反映至人大常委會的前提下，人大雖然無法直接啟動檢察權，但完全可以以“不通過任命”來行使否決權，進而啟動對檢察院的“個案監督”。可兩地人大在任命上的拙劣表現，加快了反腐的墮落速度。

　　事實上，反腐既是一個理念問題，也是一個具體操作問題。只要其間有一個環節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行賄者當院長”這樣的鬧劇就不會出現。一個“作奸犯科者”一路青云直上，映襯的是一群人在反腐上由于制度約束乏力所導致的集體無意識，而這，也許是一些反腐風暴總是虎頭蛇尾的原因。(志靈)